秦朝能轻松击退匈奴,而汉初却只能和亲求和,根本原因在于:秦以强盛之国击弱小之敌,汉以疲敝之邦抗鼎盛之虏。

公元前215年,秦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一举收复河套、阳山之地,迫使匈奴远遁漠北。彼时之匈奴,东有东胡压境,西有月氏虎视,腹背受敌,尚未成气候。正如《史记·匈奴列传》所载:“匈奴单于曰头曼,不胜秦,北徙。”其势微弱,自知难敌秦军锋锐,唯有退避。
然天道无常,世事如棋。秦亡之后,天下大乱,匈奴却趁中原纷争之机悄然崛起。冒顿单于弑父自立,东灭东胡,西逐月氏,北服丁零,南并楼烦、白羊,控弦之士三十万,尽据阴山、河套膏腴之地。至汉高祖刘邦即位时,匈奴已非昔日散部游骑,而是“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的草原帝国。
反观汉初,历经秦末战乱与楚汉相争,民生凋敝,国库空虚。《汉书·食货志》有言:“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连皇帝都凑不齐四匹同色马驾车,百官只能坐牛车——此等国力,焉能与兵精马壮、控弦三十万的匈奴争锋?
秦军之强,非止于人多,更在于百年战阵磨砺与器械之精。秦弩乃当时战场之“神兵”,其机括精密,射程可达三百步(约今400余米),有效杀伤距离亦在百五十步以上。考古出土之秦弩机,结构严谨,扳机灵敏,配合标准化箭镞,可成排齐发,如暴雨倾盆。昔孙膑伏弩于马陵,万弩齐发,魏军覆没——此非虚言,实为冷兵器时代之“火力压制”。
《资治通鉴》虽未详述秦弩细节,然《史记·秦始皇本纪》明载:“使蒙恬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其能驱匈奴千里,非仅凭勇力,实赖器械、组织与后勤之综合优势。
及至汉初,兵源多为临时征召之农夫,未经训练,甲胄不齐。虽仍用刀、弩、戟等兵器,然匈奴已熟谙汉军战术,尤善骑射游击,“利则进,不利则退”,令汉军步卒难以合围。冒顿更创“鸣镝”之法,号令如一,纪律严明,其军之悍,远超秦时之匈奴。
故非汉人怯战,实乃国力未复、军备未整,而敌势已炽。若强行决战,恐重蹈白登之围覆辙——高祖亲率三十二万大军北伐,反被冒顿四十万骑围于白登山七日,几致覆灭。此痛定思痛,方有和亲之策,非甘心屈辱,实为韬光养晦。
诚如苏轼《赤壁赋》所叹:“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然治国御边,岂能寄望清风明月?唯积粟练兵,待时而动。后武帝奋起,卫青、霍去病横扫漠南,终雪前耻——此正印证:一时之屈,非永世之弱;蓄势待发,方能一雪百年之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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