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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其子秦惠文王即位。公子虔的门下人指控商鞅要谋反,便派官吏前去捕捉他。商鞅急忙逃往魏国,魏国人拒不接纳,把他送回秦国。商鞅只好与他的门徒来到封地商於,起兵向北攻打郑。秦国军队进攻商君,将他斩杀,车裂分尸,全家老小也被杀光。
商鞅原名公孙鞅,辅佐秦孝公在秦国推行变法二十年,将一个羸弱不堪的小国一举变为傲视诸侯的霸主之国。但令人惊诧的是,商鞅的结局却是“功成身败”,变法成功,为秦人赚来一个强大的秦国,自己却被车裂而死,全家也被杀光。那么,商鞅之死到底是自掘坟墓,还是古代帝王之术的必然结果?
商鞅(原名公孙鞅)
认为“商鞅之死是自掘坟墓”的三个依据
起初,秦孝公不知道老百姓会不会赞同变法,于是召开朝会商讨此事,公孙鞅认为大多数老百姓都是愚昧无知的,变法这样超前的事情没必要和他们商量,只要直接强制他们做,做好了再让他们享受好处就是了。
但代表秦国贵族利益的另一个大臣甘龙提出了反对意见,公孙鞅反驳甘龙,提出普通人安于旧习,学者往往局限于自身学识,这两种人让他们做官守法可以,但不能和他们商讨开创大业的事情。聪明的人制定法规政策,愚笨的人只会受制于人,贤德的人因时而变,无能的人才死守旧法。
公孙鞅的话赢得秦孝公的认可和支持,就任命商鞅为左庶长,让他制定变法的法令。有人认为公孙鞅在此次辩论中把秦国人都看成了傻瓜,都在等着他这个救世主去解救, 这种狂妄自大就是他自掘坟墓的第一个依据。
变法启动以后,很多百姓都不理解,经常聚集在一起议论变法的种种不便之处。正好这时太子犯法了,公孙鞅认为新法不能顺利实施就是因为上层人士带头违犯,太子犯法不能被施以刑罚,就对太子的老师施以重刑。
新法实施十年以后,秦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初议论新法不便的人,又开始在一起说新法的好处,公孙鞅认为这些人都是乱法的刁民,就把他们全都驱赶到了边疆去居住。
有人认为这两件事分明是公孙鞅胡乱挥霍秦孝公给他的信任和权力,也是在耍威风刷存在感。这就是他自掘坟墓的第二个依据。
有人认为公孙鞅变法成功是建立在以绝对强制的手段推行不人道的制度基础之上,依靠这种独断专行和急功近利而使秦国强大,积蓄下了百姓对他的憎恨。这就是他自掘坟墓的第三个依据。
驳斥“商鞅之死是自掘坟墓”的三个依据
先看“商鞅之死是自掘坟墓”的第一个依据:公孙鞅把秦国人都看作傻瓜,而把自己看作是秦国的救世主,指责公孙鞅狂妄自大。
从中国漫长的封建制社会的确可以清晰得出一个结论:成大事者不谋于众,绝大多数普通人之所以是普通人,就是因为他们的见识和素养、能力达不到一定的深度,缺乏远见,不能高瞻远瞩,不能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所以,社会的推进往往依靠某些极少数的精英人物指明方向、开拓前进,绝大多数普通人只要按照指引的方向前进就好了。而公孙鞅就是极少数引领社会发展方向和趋势的精英人物之一,公孙鞅驳斥甘龙的话并没有什么不对之处。
倘若当时的秦国有救,作为国君的秦孝公也不会忧心如焚要颁布求贤令。事实上也的确是秦孝公依靠公孙鞅二十年变法,才让秦国一跃而成为诸侯国震恐的强国。
先看“商鞅之死是自掘坟墓”的第二个依据:公孙鞅处理犯法的太子和乱法的百姓。
变法之初,的确是因为包括太子及其老师在内上层人士带头违法,让变法遭遇阻力,难以推行下去。也直接导致了上行下效,很自然就对变法形成了巨大的阻力和干扰。
公孙鞅倘若不拿太子开刀,而换作任何人都收不到这种震慑效果。在变法面前,倘若连储君都要遭受惩罚,这种震慑力无疑能起到绝佳的“杀一儆百”的效果。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尤其是那些当初横加指责变法的人,如今尝到了变法带来的甜头和好处,便又来谄媚变法。侮辱和攻击是乱法,变相谄媚同样是乱法,对乱法之人本就应该加以惩处,公孙鞅的做法并无过分之处。
先看“商鞅之死是自掘坟墓”的第三个依据:公孙鞅依靠强权和独断专行,推行不人道的制度而换来秦国的强大,这是急功近利,也使百姓积蓄了许多对公孙鞅的憎恨。
公孙鞅的变法,总体来看就通过扫除无功受禄、吃大锅饭和损公肥私等不良现象,来实现国富民强的政治理想。国富民强的政治理想必然不可能在安逸舒适中获得,一定得付出血与火的代价。天下哪有既安逸舒适,又国富民强、兵强马壮这种自相矛盾的好事?
就像世界拳王泰森在巅峰时期的状态,是他天天吃喝玩乐得来的,还是玩命训练得来的?泰森玩命训练肯定吃了很多一般人受不了的苦,难道能因为吃了这些苦,泰森就该杀死指导、训练他的教练?而不是感恩回报他的教练?
商鞅之死其实是古代帝王之术的必然结果
公孙鞅不依靠强权和独断专行,就不可能变法成功,也就不可能换来秦国在短短二十年之内的强大;公孙鞅不惩治违法的太子和乱法的百姓,变法就不能推行下去;公孙鞅如果不坚持“成大事者不谋于众”的原则,变法同样会流于破产。
公孙鞅变法能够而且事实上也的确换来了秦国的强大,作为公孙鞅幕后的老板秦孝公,对此洞若观火。不能否认的是,公孙鞅不是圣人,也不是完人,他在推行变法的二十年中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当之处,倘若秦孝公不能容忍公孙鞅的这些不当之处,秦国的变法也就会中道夭折,强秦的梦也就不可能实现。
作为公孙鞅变法幕后真正的老板秦孝公来说,变法产生的副作用,和变法带来的强秦相比,强秦才是他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作为一个伟大的君王,有深谋远虑,也有宽阔胸怀,他当然会毫不犹豫选择支持公孙鞅变法。
深谙帝王之术的秦孝公对这其间的利弊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才能驾驭公孙鞅,把公孙鞅的作用发挥到极限,让公孙鞅通过短短二十年时间,使秦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就是为什么公孙鞅无论做什么,秦孝公都无条件支持,决不干预的主要原因。
倘若秦孝公再活二十年,或许商鞅的命运不会至于这么悲惨酷烈。但遗憾的是,一代明君秦孝公意识到了他时日无多的时候,也必然要为大秦帝国接下来的命运做好妥善安排,而这个安排,则将他的帝王之术体现得淋漓尽致。
秦孝公深知自己一死,很可能就无人能够制得住商鞅,所以他对自己的身后事做了妥善安排:商鞅变法二十年,换来了强大的秦国,这是他和商鞅共同努力的成果,这个成果作为政治遗产,继任的国君必须要无条件保留下去;但商鞅的存在很有可能是继任国君的最大威胁,继任国君只有拿商鞅来祭刀,才能树立权威,才能巩固君权,也才能够保持继续使秦国强大的变法果实。
所以,秦孝公一死,商鞅的结局几乎就早已注定:商鞅必须死,至于以怎样的由头拿商鞅祭刀,那已经不重要了。
结语:“狡兔死走狗烹”一直都是封建时代大多数有功之臣的最终下场
那些指责商鞅变法过于酷烈而得罪贵族、得罪太多老百姓的观点,纯属苍白无力的借口,要知道,商鞅变法只不过是执行秦孝公的意志而已,在秦孝公看来,只要能让羸弱不堪的秦国脱胎换骨,一跃成为强大的秦国,付出多大的代价,他都心甘情愿,也都能够忍受。倘若真要说变法得罪贵族、得罪太多老百姓,这个账准确地说,应该要算到秦孝公头上才对,怎么能算到商鞅头上呢。
“慈不掌兵,仁不当政”。公孙鞅不依靠强权和独断专行,就不可能变法成功,也就不可能换来秦国在短短二十年之内的强大。翻遍历史,也从没看到哪个软弱仁慈的人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能实现国富民强的政治理想。
历史上也从没见过哪个出色的君王是优柔寡断、遇事缺乏主见的人。如果做任何事情都要先问问绝大多数的普通人,那可以毫无疑问地断言,这个人什么事也做不成,更别说要做一个出色的君王了。
综上所述,商鞅之死,决不是他自掘坟墓,只不过是残酷的古代帝王之术必然带来的副产品而已,因为“狡兔死走狗烹”一直都是封建时代大多数有功之臣的最终下场。
商鞅之所以会被杀,就是由于他的变法触动了某些贵族阶层的利益,而且他制定的刑法过于严酷,还有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危机意识。秦朝时期的时候,秦国是十分强大的,它能够统一六国,主要的原因就是拥有着强大的军队,其实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那就是商鞅变法的强大,商鞅变法使得秦国的农业迅速发展起来,使得整个国家经济迅速攀升,超过了其它的国家,所以能够吞并六国,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商鞅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但是最后却惨遭车裂,接下来就讲讲为什么会这样。
商鞅之所以会被杀,就是由于他的变化触动了很多贵族阶层的利益。其实在山变法的时候已经触动了很多贵族阶层的利益,因为其中有一个制度那就是要剥削贵族的权力,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那个时候有秦孝公在后面支持的他做他的靠山,但是后来由于秦孝公年纪太大去世了,他也就没有了保护。商鞅失去了这个保护之后,那些贵族就爆发起来,随便找什么理由直接往商鞅身上压,所以最后使得商鞅死的很惨。
商鞅最后之所以被杀,就是由于他的刑法过于严酷。在商鞅变法的过程当中,同时也加强了刑法的一些规则,使得原本没有那么厉害的刑法过于严酷,很多贵族都受足了罪,就连一些皇室的成员犯了错误也会刺字在脸上,这样的刑法在很多的国君看来都非常的可怕,也难怪到最后他一个人一推就倒,毕竟恨他的人太多了。
对于商鞅的死你还有什么好的见解,欢迎写在评论下方,我们一起讨论吧。
秦孝公去世后。商鞅以谋反罪被五马分尸,夷灭三族。断子绝孙。商鞅之死,可谓多行不义必自毙也,作茧自缚。害人终害己。
商鞅本人是死于商鞅之法。
1、法家主张,宁枉勿纵。 商鞅谓之:刑用于将过,则大奸不生。韩非子谓之:禁奸于未萌。 不是禁奸于萌芽,而是未萌。依据商鞅思想,你没谋反,就把你以谋反之罪处死。才能做到大奸不生。秦惠王及大臣便以商鞅之法,在商鞅谋反未萌之时,尽早将商鞅处决。
2、儒家主张五刑:砍头、割鼻子、挖膝盖骨、刺字、割鸡鸡。商鞅主张五马分尸、烹煮、扒皮、抽筋等等。战国法家酷吏商鞅被五马分尸。唐代法家酷吏周兴被烹煮。来俊臣被剁成肉泥。秦国是依据商鞅之法,将商鞅五马分尸。
3、儒家主张不罪无辜。孔子修订的《尚书》有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法家主张,夷族连坐。秦国是以商鞅之法,将商鞅夷灭三族。
总之,商鞅死于商鞅之法。可谓死得其所,名实固当。
商鞅如何面对自己制定的法律。前文有言。秦国是依据商鞅之法和法家主张,依法把商鞅五马分尸。夷灭三族的。但商鞅面对自己制定的法律时。选择了逃避和暴力抗法。
秦国以商鞅之法。以谋反之罪捉拿商鞅时,商鞅却想逃避法律制裁。在逃亡的路上。准备住店,店老板必然让商鞅出示身份证。商鞅无路可逃。作法自缚。
在出逃前。商鞅居然组织封地的武装力量,暴力抗法。商鞅之乱被平定后,他才逃亡的。
商鞅是秦孝公的儿子秦惠王杀的。不过说起来,其实是秦孝公策划了商鞅之死。为什么这么说呢?秦孝公在去世之前,曾想传位于商鞅。这件事在《战国策》中有记载:“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
秦孝公这个做法是非常反常的。我们知道,由于亲缘的先天原因,每个帝王都只想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连传位给自己的兄弟都不太愿意,更别说传位给旁人了。就算在尧舜禅让时期,从尧舜的本心来讲,他们也是想传位给自己儿子的。只不过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必须贤能的人主持政局,才能让部落存活下来,所以才会有禅让。一旦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提到,比如禹启时代,禅让制就无法推行了。历史上也出现过帝王主动想把皇位(王位)让位大臣的想法,但这些帝王,大都是昏君,而且都不成功。
比如战国时期,燕王哙就曾把国君之位让给宰相子之。但是当时燕王哙年老昏庸,只想玩乐,不理朝政,才在其他人的蛊惑下干了这件蠢事。最后还造成了他的儿子太子平造反,引发了一场战争,严重削弱了燕国的实力。汉哀帝也想把皇位传给他的男宠董贤,汉哀帝也是明显的昏君。秦孝公不是昏君,就算他违背人的天性,大公无私,把国君之位传给商鞅,他也明白,这样做,将会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
再说了,秦孝公也没有道理把国君之位传给商鞅。
一者,秦孝公不相信尧舜禅让之道。讲尧舜禅让之道的,是儒家学派。秦孝公重用法家的商鞅,追求霸业,就是他不喜欢儒家学派的表现。
二者,秦国当时并不需要一个挽救危难于即倒的人物。秦国变法以后,十分强大,根本不需要这样的强势人物出现,也缺乏尧舜禅让时期那样严酷的环境。
三者,太子秦惠王并非昏君,其实是个很有能力的人。根本不用让别人来主持政局。所以说,如果《战国策》的记载没有错的话,秦孝公的做法是很让人费解的。唯一的可能,就是秦孝公在策划商鞅之死。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商鞅变法后,已经在国内建立了巨大的威信,秦孝公担心自己去世后,商鞅会利用这个威信做大。商鞅制定了严酷的法律,并严格执行法令,依靠法令的高压,不但让全秦国的老百姓都怕他,连王公贵族都怕他。包括太子,他也曾用法在他身上。可以说,这样一个人,在秦孝公去世后,他要做大,是很容易的。因此,秦孝公在去世前,才主动让位给商鞅。
当然了,商鞅是肯定不敢接受的。商鞅不接受,这就相当于给商鞅套了一个紧箍咒,意思是,我已经传过位给你,你却不要,那以后你就别想要夺位了。秦孝公的这个做法,和后世刘备对诸葛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个话,其用意是完全一样的。
第二,秦孝公想把商鞅和秦惠王的矛盾激化。商鞅曾经因为严格执法,得罪了当时还是太子的秦惠王,可以说,商鞅和秦惠王已经有了矛盾。现在秦孝公再提出把国君之位传给商鞅,这样,将让秦惠王和商鞅的矛盾变得更大,更不好调和。秦惠王上台后,一定就会首先收拾商鞅。
第三,秦孝公想把改革产生的怨气全部推给商鞅。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改革,既有红利,同时也会产生矛盾,产生很多怨气。商鞅变法,让秦国富裕、强盛起来。但是,也因此造成了很大的怨气,尤其是让自己的利益被割让的王公贵族很不满。这个怨气,必须要找一个人来当替罪羊,全推到他身上。对于秦孝公来说,他自然不愿意把怨气堆在自己儿子头上,因此就只能堆在商鞅头上。
因此,秦孝公提出把国君之位传给商鞅,这就是一个把矛盾堆积在他头上的表现。可惜商鞅并不是一个明白人,又太贪恋富贵。以至于秦惠王上台以后,立即拿他开刀。可能商鞅被车裂的时候还在想,要是秦孝公活着,他断不至于如此。没想到,他的那一天,其实是秦孝公早就策划好的。(参考资料:《战国策》《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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