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商鞅之死是他自掘坟墓商鞅的罪责究竟该算到谁身上

商鞅之死，非全因自掘坟墓，实乃法家铁律与君主权术交织下的必然结局——其罪不在一人，而在制度与时代。

一、变法如刀，伤人亦伤己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薨逝，其子嬴驷即位，是为秦惠文王。公子虔门人诬告商鞅谋反，秦廷发兵追捕。商鞅奔魏，魏国拒纳，反将其遣返；无奈之下，他率徒众据守封地商於，举兵北攻郑邑，终被秦军击溃，遭车裂之刑，族灭无遗。

此事载于《史记·商君列传》，司马迁笔下冷峻如铁：“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商鞅原名公孙鞅，卫国人，入秦辅佐秦孝公凡二十载，行“废井田、奖军功、明法令、抑贵族”之策，使秦国由西陲弱邦一跃而为虎视中原之雄国。然其功成之日，身首异处，家破人亡。后世常问：此果真自取其祸乎？

须知，法家之道，如烈火烹油，可速成霸业，亦易焚其执炬之人。商鞅以严刑峻法立国，却未为自己留一丝退路。

二、狂妄？务实？还是时代的选择？

有人言商鞅之死，源于三咎：其一，蔑视民智，自诩救世；其二，滥施威权，刑及储君师、逐议法之民；其三，以酷法强推变革，积怨于天下。

诚然，变法初议时，商鞅对秦孝公直言：“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又驳甘龙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此语看似傲慢，实则道出改革之残酷真相——大变之世，岂容众议踟蹰？

古来成大事者，多孤行于众人之侧。正如王安石所叹：“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非不知人情，实不敢稍懈于时势。

至于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十年后又徙“初言令不便者”于边地。此举看似酷烈，然若无法度之威，新法何以立信？《韩非子》有言：“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商鞅非不知仁义，实知乱世须用重典。

《资治通鉴》虽未详载此事，然《史记》明记：“行之十年，秦民大悦……乡邑大治。”可见成效卓著。然“悦”字背后，亦有血泪无声。

至于“不人道”之说，更需慎察。商鞅之法，确严苛，然非为私欲，而为强国。彼时六国环伺，秦若不锐意革新，恐早为鱼肉。其法虽酷，却打破世卿世禄，使庶民可凭军功封爵——此乃千年未有之公平。

然法家之弊，正在于“法”高于“人”。商鞅立法时，未设“法外容情”之隙，亦未为自己留“功成身退”之途。待孝公一逝，旧怨蜂起，新君需立威，商鞅便成祭旗之牲。

李白曾咏：“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英雄功业，终归尘土。商鞅之悲，不在其法之错，而在其不知“功高震主，法严招忌”之古训。苏轼《晁错论》有警句：“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商鞅治秦有功，却未防身后之危，此诚可叹。

故曰：商鞅之死，非全自掘，实为法家逻辑与君主专制合谋之果。其罪，当算于制度，而非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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