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是怎么从人生巅峰跌落神坛的,杀完董卓之后就开始骄傲自负

王允诛杀董卓后迅速败亡，根源在于其胜利后的骄矜自用与政治上的连连失策。

一、骄横种祸根，人心渐离散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二十三日，汉献帝大病初愈，群臣入宫朝贺。司徒王允趁此时机，策动吕布在北掖门外诛杀权臣董卓，随即宣布其罪状，“夷三族”。长安士民欢欣鼓舞，街头巷尾皆是一片称快之声。王允因而“录尚书事，总朝政”，一时风头无两。

然而不到两个月，董卓旧部李傕、郭汜便率军攻破长安。吕布出逃，王允被杀，汉室再度陷入深渊。明明手握重权、深得人心，何以迅速跌下神坛？

究其根本，王允很快被胜利冲昏头脑，渐显骄纵之气。《后汉书·王允传》写他“自谓无复患难”，俨然以为天下已定。原本他有意宽恕董卓部将，吕布也几度劝他施恩示好，可王允却犹豫反复，说道：“这些人本无大罪，只是跟错主子。若我们一边说他们是逆党，一边又予以赦免，反倒让他们心生疑虑。”

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使得西凉军团人心惶惶、自危难安。对外措置失当，对内更是君臣离心。当初合力诛董的尚书仆射士孙瑞与猛将吕布，事后未得封赏，王允反将大功独揽于己身。他一向轻视吕布，只以“剑客”相待，而吕布自负战功、好大喜功，自然心中不平。如此一来，原本支持他的朝臣也“群下不甚附之”。正如古人所言：“满招损，谦受益”，王允却反其道而行。

二、错失三良机，时势不再来

其实在王允掌权之初，曾有三次挽回局面的机会，可惜他一一错失。

第一次机会，就在董卓刚死、朝局未稳之时。当时最要紧的，便是妥善处置西凉余部，稳定政局。李、郭汜一度遣使请求赦免，王允却以“一年之中不宜再度赦免”为由严词拒绝。他既不愿宽恕，又不敢追剿，使得西凉军团进退两难、疑虑日深。

史家柏杨后来评道：“王允发疯的程度不亚于董卓……他创造了汉王朝复兴的契机，不仅不能把握，反而把汉王朝拖向谷底。”话虽犀利，却直指核心：王允对时局的判断，远不及董卓的老辣。

第二次机会，在于整编军队、稳固权力。董卓能专权三载，所倚仗的正是兵力。当时王允手头并无强兵——西凉旧部分屯各处、扼守要道；关东联军则早已军阀化，根本不听调遣。连长安禁军，也多是董卓旧人。

有人建议派大将皇甫嵩统领西凉部众，暂驻陕地安抚人心，再慢慢联络关东，“徐观其变”。这无疑是一步稳棋。可王允却以为关东义军“皆吾徒”，若示好西凉则会引起猜忌——他一意孤行，再度坐失良机。

诗人杜甫曾在《蜀相》中惋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王允何尝不是如此？大业未成而身先死，岂不悲哉！

第三次机会，也是最后一步活棋，竟被王允亲手毁掉。董卓生前颇重才士，曾强力征召大文学家蔡邕入朝，“一月三迁其官”，十分礼遇。董卓死后，蔡邕只因一声叹息、面露悲色，竟被王允认作“董党”，不顾众臣求情，执意处死。

此举不仅寒了天下文人之心，更令西凉旧部彻底绝望。一时谣言四起，皆传“朝廷欲尽诛凉州人”。军中自危，彼此传告：“蔡邕只因受董卓厚待就被杀，今天我们若不握紧兵器，明日便是刀下鱼肉！”

《资治通鉴》亦载此段，评其“措置乖方，人心离叛”。王允在位不足两月，却步步自毁长城。他非但不通“攻心为上”之理，反而火上浇油，最终引来反噬之祸。

昔曹操《蒿里行》诗曰：“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权力场中，一念之差便是生死之隔。王允诛董卓有胆有谋，治国理政却刚愎寡谋，以至从巅峰跌落，身死名裂，读来令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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