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徐达之死并非烧鹅所致,而是因长期患背疽(背部痈疽感染)病逝,所谓“朱元璋赐烧鹅害死徐达”之说,实为后世野史杜撰,正史并无依据。

坊间流传最广的“烧鹅案”,说徐达晚年患背痈(相当于现代的背部严重化脓感染),按中医忌“发物”之理,鹅肉属大忌。朱元璋偏赐烧鹅,徐达含泪食之,痈发身亡。这故事听着惊心动魄,实则是两本笔记小说的“杰作”。
最早的源头,是明朝弘治年间徐祯卿写的《剪胜野闻》。书里绘声绘色:徐达病势渐缓,朱元璋却派人送食(未明说烧鹅),强令徐达吃下。徐达预感不妙,催医生逃命。果不其然,徐达死后,朱元璋立刻“哭临”吊唁,顺手把医生全砍了。这书里更有朱元璋背着纸钱、赤脚痛哭奔丧的戏剧化场面,活脱一出宫廷大戏。然而,《剪胜野闻》是典型的笔记小说,虚构情节、夸张描写比比皆是,且对朱元璋成见颇深,可信度大打折扣。
到了嘉靖年间,王文禄的《龙兴慈记》坐实了“烧鹅”细节。书中明确记载朱元璋赐烧鹅,徐达食后即亡。此书号称“史料笔记”,可王文禄自己说了,内容源自母亲口述,母亲又得自其外祖父——这已是“二手转述”。他更坦言写书是为纪念母亲,“非以备史也”,根本没打算较真考证。清代史学大家赵翼看后直斥其为“无稽之谈”,可谓一针见血。所谓“烧鹅案”,不过是两本野史接力编造的“罗生门”。
剥开野史迷雾,我们看《明史》、《明实录》等信史记载:洪武十七年(1384年),镇守北平的徐达确实患了背疽。恰逢天象异常——太阴星侵犯上将星,古人视为大凶之兆。朱元璋闻讯,一面派长子朱棣(时为燕王)与徐达之子徐辉祖前往慰问,并亲笔致信,召徐达回京疗养。徐达回南京后,背疽一度好转,然天不假年,次年二月便病逝了。死因明确指向疾病本身,与“烧鹅”毫无瓜葛。
那为何总有人怀疑朱元璋?盖因明初“鸟尽弓藏”的阴影太重。胡惟庸案爆发,功臣人头滚滚,徐达作为“开国功臣第一”,身处权力漩涡中心,君臣关系自然引人揣测。朱元璋与徐达,既有布衣兄弟的深情,也有帝王心术的猜忌。徐达深谙“功高震主”之险,行事如履薄冰。一次宴饮,朱元璋故意将醉倒的徐达抬到自己旧日的吴王床上——此乃逾越之罪。徐达醒后,立即奔下台阶,叩头呼“死罪”,朱元璋见状才转怒为喜,另赐新宅。这出“试探戏”,足见二人关系的微妙张力。
徐达的智慧,在于他始终守着“臣”的本分。天下初定,他依然“春出师,冬还朝”,兵权上交,与朱元璋对饮方心安。他不好女色,不贪财货,不结党营私。胡惟庸曾试图拉拢,他严词拒绝。朱元璋赞他:“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这般评价,在猜忌成性的朱元璋口中,实属罕见。
更重要的是,洪武年间北境未靖,蒙古残余仍是心腹大患。徐达作为国之柱石,朱元璋若贸然除之,无异于自断臂膀。王安石有言:“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帝王驭下,固然有权谋,但亦需权衡利弊。在徐达这样“能打、能守、能退”的良将身上动杀机,且用“赐烧鹅”这般拙劣手段,既不符合朱元璋的政治智慧,也无任何正史支撑。
徐达之死,终究是一场令人扼腕的病逝。而那盘“烧鹅”,不过是后世文人揣度帝王心术、渲染君臣悲剧的文学道具罢了。历史的风烟散尽,我们当以信史为镜,莫让野史的戏说,遮蔽了真相的光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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