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为什么会灭亡原因是什么

大明为什么会灭亡原因是什么

**大明之亡，实亡于制度失衡与文官集团坐大，终致皇权失控，内忧外患齐至而不可收拾。**

明朝这个奇特的王朝，将道德奉为衡量万物的圭臬。道德高尚者，行事无往不利；稍有瑕疵，则百口莫辩。更有甚者，若亲属犯法，庇护者反受赞誉，甚至名动一方；秉公执法者，反遭唾弃，斥为不仁。这便是礼教束缚下的社会——道德高悬于一切之上，既无尚武之风，亦乏革新之志，更遑论提升民生。其终极目标，不过是让百姓勉强糊口，以维系大明这个庞大利益集团的统治根基。

道德枷锁下的帝国：文官集团的崛起

首先，明初盛行的程朱理学，此时已臻成熟，稳坐儒家正统宝座。其“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披着光鲜外衣，深合士大夫标榜清高之流风。其次，科举制度的完善虽为国家遴选人才，却也成了文官集团输送新鲜血液的管道。然而，八股取士如同思想枷锁，禁锢文人于故纸堆中。朱元璋本意在于控制文官、强化皇权，岂料这禁锢远超其想象——文人皓首穷经，不识五谷，不通实务，比比皆是。官场之上，人情网络盘根错节：同窗、同门、同乡、同年、师生，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极易形成利益共同体，为文官集团的崛起铺就了温床。

文官与皇权的千年博弈：失衡的终局

回溯明初，朱元璋、朱棣皆是雄主，掌控朝纲如臂使指。朱元璋废丞相，更借胡惟庸案、郭恒案大清洗，牵连官员数万；科举荒废百年方兴，文官势力孱弱，难与皇权抗衡。靖难之役后，文官投机者获利，势力渐增。彼时武将犹强，地位远高于文官。朱棣为制衡武将，创内阁，使文官得以触及帝国权力中枢，与武将、新兴太监势力，形成皇帝之下“三驾马车”之势。

仁宗、宣宗时期，武将势力遭重创，尤以汉王朱高煦叛乱为甚，大批武将或诛或贬。仁宗正式设守备、镇守太监以分武将之权，又命文臣参赞军务以牵制之，文官与太监权势大增。内阁大臣亦从皇帝秘书，一跃而为政务顾问，品级从五品飙升至从一品，权倾朝野。明朝“重文轻武”格局初成。宣宗为防大权旁落，扶持太监，设内书房教习，启用太监代行“批红”之权，既牵制文官，亦助理政务，终成司礼监与内阁互相制衡、皇帝居中独揽之局。

**土木堡之变（1449年）**，如晴天霹雳，武将勋贵死伤殆尽。值此危局，文官集团以于谦为首，拥立景泰帝，击退瓦剌，首掌国柄。此后，政坛主角易为文官与皇权。虽有夺门之变，文官势力遭武将、太监反扑，然其已成国之栋梁。宪宗后期，帝怠于政，国事赖文官运转，文官集团已成限制皇权之巨擘。为抗衡文官，太监势力抬头。孝宗、武宗朝，文官与太监拉锯不休。武宗重用刘瑾“八虎”以制文官，经此番角力，文官斗争经验愈丰，实力愈强。

嘉靖帝乃明朝权术第一人。甫一登基，便借“大礼议”雷霆手段，杖毙数百官员，文官为之震慑。正因如此，嘉靖方能数十年不上朝而权柄在握。然其死后，文官重掌乾坤。万历朝虽有张居正铁腕暂抑文官，然其死后仍遭清算。万历因“国本之争”与文官缠斗多年，终屈服于众议。看透文官嘴脸后，万历怠政放任，文官势力膨胀如庞然大物。天启帝不得不倚重魏忠贤以制文官。及至崇祯帝登基，打破政治平衡，文官一家独大，再无掣肘。然其膨胀之势，终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与女真铁骑无情戳破，大明大厦轰然倾颓。

儒家倡“仁政”、“王道”，理想在“大同”，主张皇帝“垂拱而治”，百官各司其职，共致太平。文官登台，本利国体稳固。然其集团坐大，打破政治平衡，皇帝不得不倚重太监，终明一代，文官与宦官之争如影随形。文官尤善内斗，不仅与宦官斗，同僚间更是党同伐异，正如《庄子》所叹：“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当内部倾轧耗尽国力，外患乘虚而入，纵有《阿房宫赋》之警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亦难挽狂澜于既倒。大明之亡，岂独亡于流寇与女真？实亡于制度之痼疾与人心之涣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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