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年羹尧为何被杀,年羹尧之死到底是咎由自取还是雍正另有图谋

年羹尧之死，实乃雍正朝一大公案；究其根源，既非全然咎由自取，亦非纯系帝王猜忌，而是功高震主、骄纵失道与皇权整肃三者交织之果。

功高震主，宠极而危

年羹尧（1679—1726），康熙三十九年进士，年未而立即入翰林，二十八岁授四品，三十九岁巡抚四川，后总督川陕，加太保、封一等公，位极人臣。其平西藏、定青海，军功赫赫，尤以雍正初年剿灭罗卜藏丹津之役，威震西陲。彼时雍正亲谕：“凡西北军务、粮饷调度，悉听年羹尧裁处。”一时权势之盛，几可比肩古之藩镇。

然《道德经》有言：“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年羹尧恃功而骄，渐忘谦抑之道。入京陛见，竟令总督、巡抚跪迎于道；奏章用“令”字代“请”，视天子如幕府上司；更私受将弁馈献，结党营私。此等行径，岂非自掘坟墓？

君臣之隙，始于微末

世人多谓年羹尧为雍正夺嫡之臂助，实则早年二人关系疏淡。年氏虽因妹嫁雍亲王而联姻，然其心属十四阿哥胤禵——彼时胤禵统大军征藏，年羹尧为其后勤倚仗，情谊深厚。雍正初封亲王，年氏所隶镶白旗虽划归其辖，然不过名分之属，往来甚稀。

恰如吕洞宾尝言：“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年羹尧坐拥重兵、手握边权，却不知韬光养晦。雍正登基之初，急召其子入京“侍亲”，实为质子之策。年氏至此方悟：昔日可择主而事，今则唯命是从。遂转而效忠新君，助其削胤禵兵权，稳西北大局。

然功成之后，不思退步抽身，反益加张扬。雍正二年入觐，百官郊迎，仪制逾制，连御前侍卫亦为其执鞭坠镫。帝虽面赐殊荣，内心已生寒意。昔张三丰教弟子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然权至极则无君。”年羹尧竟未闻此警语。

《资治通鉴》有训：“贵而不骄，所以长守富也。”年氏既不能守富，亦不能守身。九十二款大罪，条条皆实，非尽构陷。其罪不在谋反，而在不知止——不知君臣之界，不明盛衰之理，不识盈虚之道。

雍正三年冬，诏削其职爵，赐自尽。临终之际，或忆昔日青海雪夜点兵、帐前鼓角连营之豪情，然悔之晚矣。后人观之，当知：功可立国，骄必覆身；恩宠如露，德行方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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