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杀胡惟庸为何等七年之久,胡惟庸被杀真的是因为谋反吗

朱元璋杀胡惟庸，并非因其谋反证据确凿，而是借“谋反”之名，行废相集权之实；七年之久的隐忍，实为布局削藩、整肃朝纲、根除相权之深谋。

相权与皇权：一场注定的对决

洪武十三年（1380年），左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伏诛，牵连三万余人，史称“胡惟庸案”。然细察其事，早在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已下诏：“六部所属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此诏一出，中书省形同虚设，丞相之权，已如秋叶将坠。胡惟庸自洪武六年拜相，至十三年被诛，不过七年光景，由百官之首沦为阶下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帝王之怒，不发则已，一发必倾国。朱元璋非不能早杀胡惟庸，实乃待其恶贯满盈，使天下知其当诛，而后废相制、立皇纲，方无后患。

胡惟庸本非开国元勋，未列二十八侯、六公之列，却由七品知县跃居宰辅，实赖淮西集团之势。明初朝堂，淮西与浙东两派角力，李善长退隐后，胡惟庸承其衣钵，结党营私，收受贿赂，甚至扣押奏章，擅断朝政。刘伯温尝言其“譬之驾，惧其偾辕也”，意谓此人若掌大车，必致倾覆——此语竟成谶言。

七年磨刀，只为斩断千年相权

朱元璋之忍，并非怯懦，乃如道家所言“将欲歙之，必固张之”。昔吕洞宾游岳阳，见市井争利，叹曰：“世人但知逐鹿，不知鹿死谁手。”胡惟庸之骄横，恰如那逐鹿之人，不知天命已移。朱元璋一面纵其膨胀，一面暗布罗网，待其自陷深渊。

《道德经》有云：“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废相之举，关乎国本，岂可轻动？故先试杨宪，再用汪广洋，皆不得其人，终以胡惟庸为饵，诱使淮西党彻底暴露。及至胡惟庸子死于车马，朱元璋借题发挥，雷霆一击，不仅诛胡，更于十年后追论李善长为奸党，著《昭示奸党录》，彻底铲除相权余脉。

自此，中书省废，六部直隶皇帝，千年宰相制度终结于洪武之手。此举虽酷烈，然若观其后永乐设内阁、万历怠政而国不崩，可知朱元璋之深虑：宁可君劳，不可权分。

胡惟庸果真谋反乎？史无确证。然其专权跋扈，已触帝王逆鳞。所谓“谋反”，不过是皇权清洗旧制最锋利的借口罢了。

张三丰曾言：“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朱元璋非不知党争难绝，然为江山永固，宁可玉石俱焚。此非仁政，却是帝王术之极致。后世读史者，当知胡惟庸之死，不在其罪，而在其位；不在七年之迟，而在一局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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