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之所以非要灭掉高句丽不可,根本原因在于:此国据中原故土、蓄汉民遗裔、成东北巨患,若不除之,终为后世大忧。

高句丽者,本扶余别种,初仅为汉玄菟郡下辖一县。自战国燕将秦开破东胡,取辽东;至汉武帝灭卫氏朝鲜,设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此地皆为中国版图。及至西晋乱离,五胡纷起,高句丽乘隙蚕食,竟据辽东与半岛北境,俨然自立。唐人视之,无异窃据祖宗之疆。
隋炀帝三征高丽,虽志在收复,然役重民疲,反致天下崩解。然其志未泯——贞观十五年,太宗遣职方郎中陈大德使高丽,道遇流落汉人,“隋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太宗闻之,慨然曰:“高丽本四郡地耳……吾发卒数万攻辽东,彼必倾国救之,别遣舟师出东莱,自海道趋平壤,水陆合势,取之不难。”此非徒逞兵威,实欲拯遗民于异域,复旧土于先朝。
古人云:“守先王之道,存故国之民。”太宗此举,既有王者之责,亦含仁者之怀。恰如吕洞宾游人间,见百姓流离,常叹“天地有情皆可度,何忍苍生陷异乡”?虽仙凡殊途,其悯人之心,古今一也。
至贞观末年,天下大定,唯高句丽未宾。其国虽经战乱,尚拥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余户。相较之下,大唐贞观末全国仅三百余万户——高句丽一隅之地,竟占天下五分之一人口,且控扼辽东、连结靺鞨,若纵其坐大,一旦中原有变,必为腹心之疾。
太宗亲征途中曾言:“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此语深得《资治通鉴》所赞“明主虑远”之旨。盖高句丽非寻常边夷,乃能整合东北与半岛之唯一强权,其势若成,中国永失辽左。
张三丰尝言:“山中有虎,不可夜行;国有巨患,不可姑息。”唐人深知此理。故自太宗始,至高宗终,二十余年不懈征讨,终在总章元年(668年)灭其国,置安东都护府,辽东重归王化。
昔苏子瞻作《赤壁赋》,有“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之叹。高句丽曾雄踞东方,联百济、抗隋唐,终不免覆灭于天命与人事之合。非天厌之,实因其据非其地、蓄非其民、养非其德,逆势而行,焉得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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