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曹爽不降,司马懿政变未必能成。

建安以来,魏武挥鞭,横扫群雄,奠定中原。然其身后二十九年,基业竟为司马氏所窃,非天命无常,实人事有隙。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正月初六,少帝曹芳携大将军曹爽兄弟往高平陵祭扫,车驾出洛阳,游山玩水,全无戒备。是日,司马懿闭城门、据武库、收兵符,以太后诏令号令四方,迅雷不及掩耳,已控京师。
昔吕洞宾尝言:“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曹爽手握天下兵权,若据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或召外镇如郭淮、王凌勤王,何至束手就戮?然其志在享乐,性怯而无断,闻变即乱,竟信蒋济之书,谓“太傅指洛水为誓,必不相害”。殊不知,政治之局,岂容天真?
司马懿既得势,旋即诛曹爽三族,株连宗室,血洗朝堂。自此,曹魏名存实亡。然令人扼腕者,非仅曹爽之愚,更在其孤立无援。彼时曹操旧部如高柔、王观、蒋济、王凌、郭淮等,皆未发一兵一卒以救之。何故?
非无情义,实有利害。曹爽秉政,任用亲党,排斥元老,致使昔日随魏武定天下的功臣,反遭冷落。人心离散,久矣。及司马懿起事,禁军、武库之权,皆由这些“老臣”悄然移交。蒋济亲为说客,劝爽归降,非不知司马之心,实欲借机洗牌,重掌权柄。
更深一层,则关乎国策之变。魏武行“唯才是举”,拔寒门、抑豪强,法家之术,锐意革新。然此道触怒士族——自东汉以来,累世公卿,田连阡陌,岂甘屈居寒士之下?司马懿出身河内名门,本为士族魁首,其政变非一人之谋,实乃百年门阀之反扑。张三丰曾叹:“顺则凡,逆则仙,只在中间颠倒颠。”曹魏逆士族之势而行,终被时势所逆。
《晋书》虽未明言,然观其后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皆因士族专权、寒门无路所致。曹操当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之痛,本欲以法治矫之;孰料子孙不能守其志,反使“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局重现。此诚可叹!
故曰:高平陵之变,非司马懿一人之力,乃时势、人心、利益三者合流之果。曹爽若稍有决断,拒降据守,外联边将,内结忠臣,司马懿纵有三千死士,亦难撼动天下兵权。惜乎其人,志在笙歌,不在社稷,遂使魏祚倾颓,晋室代兴。后人观之,当知:治国之道,不在兵多,而在人心;不在权谋,而在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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