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大员进京后,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寓庙而居

清朝大员进京后,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寓庙而居

清朝大员进京后选择寓庙而居，实为避嫌清静、规避朝廷规制之举，背后藏着官场生存的无奈与智慧。

翻阅清朝史料，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不少封疆大员进京述职、等候调用时，竟不约而同地选择下榻寺庙。说来也怪，佛门净地本不该沾染尘世名利，这些手握重权的官员，为何偏要“寓庙而居”？追根溯源，还得从顺治初年的朝堂说起。

避嫌之难：无处可居的困局

顺治三年（1647年），朝廷下了一道严谕：“当防备各地来京官员，由五城御使督令司、坊官员时加访缉”。这道上谕像一道无形的墙，把外地官员与京城亲友的往来堵得死死的。谁敢下榻同乡、故旧的私宅？一旦被御使以“钻营嘱托，交通贿赂”的罪名暗访参奏，轻则丢官，重则身败名裂，连累亲友跟着遭殃。

私人宅邸不敢住，那“逆旅之宅”——旅馆总该名正言顺吧？殊不知，清代旅馆多与茶楼、酒肆为邻，搞的是“一条龙”生意。大些的旅馆，内设戏园、赌坊，甚至暗藏妓院，封疆大吏若在此落脚，御使们只需轻飘飘一句“狎妓饮乐”，便能让其百口莫辩。朝廷早有规定，二品以上大员出入此类场所，轻则罚俸，重则革职，旅馆自然成了“雷区”。

不住旅馆，住会馆？更是一脚踏进是非窝。会馆本是同乡聚集之所，举子、商人、官员混杂其中。大员住进去，难保不被疑为“与商贾勾结”“为考生走后门”，同乡故旧登门求托、求救济，更是不胜其烦。临行时，若会馆拿出“赞助单子”，碍于乡情，破费与否都难逃非议。真应了那句老话：“富贵不压乡党”，官声反易受损。

那干脆在京城买地建宅，一劳永逸？更是痴人说梦。清朝规制，外官不得在京城置业。顺治年间，五城兵马司专司查访外地官员购地之事，谁敢违抗？从皇帝角度看，外官在京邸宅，难免有“窥测朝政”之嫌；从御使角度看，必是“钻营贿赂”之举；从乡情角度看，无异于建了“第二会馆”，迎来送往，徒增烦扰。这般一来，官儿越大，反倒越没地儿住了。

古寺之选：清净处世的智慧

说来有趣，张三丰在武当山修行时，常言“静处能生慧，避俗可守心”，这般心境，恰与封疆大员们寓庙而居的初衷暗合。彼时京师有“寺庙甲天下”之称，佛寺便有千余所。大寺庙建筑恢宏，环境清幽，翠柏修竹，古梅劲松，倒像闹市中的园林。客房宽敞，窗明几净，斋堂素餐，清淡可口，正合士人居停。

更妙的是，寺庙乃佛门开放之地，人人可进香礼佛。大员们往来其间，反倒显得坦荡磊落——不谋私、不钻营、不嘱托、不贿赂。每日里读书品茶，参禅静心，既免了私邸的应酬，又躲了旅馆的喧嚣，还离了会馆的是非，连“建家”的麻烦都一并除了。这般去处，何乐而不为？

“古寺听禅心自远，一窗竹影伴茶香”，这般景致，倒比官场几分虚妄来得真切。

说到底，寓庙而居，是清朝大员在官场规矩下的无奈之选，也是“明哲保身”的生存智慧。他们以“清净”避“浊流”，以“出世”姿态行“入世”之事，倒也透着几分道家“无为而治”的机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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