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之牛,非但为农耕之本,实乃国脉所系;朝廷屡颁严令禁屠,百姓视若家珍,其重可知。

自古农为天下之大业,而耕牛者,乃稼穑之筋骨。唐太宗尝下诏曰:“牛之为用,耕稼所资,多有宰杀,深乖恻隐。”此语非仅仁心流露,实乃治国之识——牛力一失,则田畴荒芜,仓廪空虚,社稷动摇。玄宗继之,亦言:“牛之为畜,人实有赖,既功施播种,亦力被车舆。”牛既能犁春土,又可载秋粮,其功遍及四时,岂可轻戮?
至宣宗大中年间,更明令“绝其屠宰,须峻科条”,违者不赦。观昭宗《改元天复赦文》,虽大辟以下诸罪咸宥,独“屠牛铸钱”不在原免之列。杀牛之罪,竟与谋逆、毒药并列,足见其重逾常刑。
敬宗时,见关内贫民乏牛,竟命度支市万头分赐,以绢代钱。此非徒惠政,实乃深知“牛废则耕废,耕废则食去,食去则民亡”之理。监察御史张廷珪之言,如警钟长鸣:“民所恃在食,食所资在耕,耕所资在牛。”一环断,则全局崩,故护牛即护国。
庙堂重牛,江湖亦然。田夫野老,视牛如伴。晨起荷犁,暮归饲草,牛喘汗滴入黄土,人倚牛力得温饱。其性敦厚,负重不怨,正合道家“处下不争”之旨。昔吕洞宾游终南山,见老农泣于病牛前,叹曰:“此畜代尔劳形,胜汝亲子。”遂以丹砂点其额,牛竟霍然。虽为仙话,却映照民间对牛之深情。
唐人诗中,牛影常现。李峤《牛》诗云:“齐歌初入相,燕阵早横功。欲向桃林下,先过梓树中。”非咏战马之烈,而赞耕牛之功。又有白居易《卖炭翁》虽未直言牛,然“牛困人饥日已高”一句,道尽牛与人同苦共命之状。牛非牲畜,实为家人。
张三丰曾言:“世间最苦是耕牛,一生不为自己谋。”此语虽出后世,其意早蕴于唐人之心。牛之德,在于无我;牛之力,在于养民。故朝廷立法护之,百姓焚香祀之,非愚昧,乃知本也。
综而观之,唐代之牛,上承天子之诏,下系黎庶之命,中贯士人之咏。其身虽卑,其用至伟;其命虽贱,其义至重。护牛之令,非止惜物,实乃守国之基、养民之源。今人读史至此,当思:凡利民生者,纵微如牛,亦不可轻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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