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杨坚终结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四百余年的分裂局面,其功业堪比秦始皇;至于“暴君”之说,实为后世史笔偏颇所致,非其本相。

中国历史,常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然分易合难,非雄才大略者不能成其事。自西晋永嘉之乱,五胡乱华,南北割据,战乱频仍,百姓流离。直至隋文帝杨坚代周建隋,内修政理,外攘突厥,南平陈国,终使九州重归一统。此非天命所归,实乃人力所至。
道家有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杨坚深知乱世之后,民力已疲,故轻徭薄赋,崇俭抑奢,行均田之制,立三省六部,开皇之治,海内晏然。此等作为,岂是暴君所能为?
世人多将“暴君”之名加于其子炀帝杨广,然细察其事,亦多有可悯之处。迁都洛阳,非为享乐,实欲控扼关中、河北、江南三地之枢要。东都既立,四方辐辏,文化交融,经济互通,唐宋以降,中原再无长年割据,此非远见乎?
又开凿大运河,贯通南北。江南富庶,北地贫瘠,若无水道相连,则粮运难继,军需不济。运河虽役民百万,然六年而成,连通黄河、长江,泽被后世千年。李白曾咏:“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若无水道之便,何来此等诗情?
然史书多载“役丁死者相枕”,此语或有夸大。古时劳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无夜工之苦,亦无机械之险。较之今日高强度之劳役,未必更甚。且考古所证,秦筑长城,亦未见累累白骨,况隋之工程多循旧渠,非凭空掘地。
更可称道者,乃创科举之制。自汉以来,选官或凭门第,或赖荐举,寒门子弟,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亦难登庙堂。炀帝始设进士科,试策论以取士,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此制一开,门阀渐衰,士人奋起,唐宋明清皆承其绪,乃至今日高考,犹存其影。此非利在千秋之大计乎?
昔吕洞宾尝言:“世事如棋局局新,人心似水层层深。”史笔如刀,常为胜者所执。隋祚短促,李唐代兴,自然贬前朝以彰己德。故桀纣秦皇,皆被描为残暴,实则未必尽然。司马光《资治通鉴》亦叹:“炀帝负才矜己,好大喜功,然其志非尽私也。”
综而观之,隋文帝父子,虽有过举,然其一统之功、制度之创、工程之远略,皆为中华文明之基石。苛责其“暴”,不如思其“艰”;讥其“奢”,不如察其“谋”。历史之镜,当照其实,而非饰以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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