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内阁本为辅政之设,却终沦为宦官弄权之阶——其兴也由皇权所托,其衰亦因皇权所弃。

明太祖朱元璋以胡惟庸案为由,于洪武十三年尽废中书省,罢宰相之职,六部直隶天子。自此,君主独断达于极点。然政务浩繁,一人难理,遂于洪武十五年仿宋制,设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秩仅五品,不过备顾问耳。此即内阁之雏形。彼时大学士如邵质、宋讷辈,虽列禁近,实无裁决之权,犹若道家所言“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看似近君,实则远权。
至成祖朱棣,屡次北征,国事日繁,乃召解缙、杨荣等入值文渊阁,参预机务,始称“内阁”。宣宗朝,三杨辅政,制度渐备:四方章奏,先由通政司汇,司礼监呈御览,再下内阁票拟,复由司礼监批红,六科校发。此流程看似周密,实则已埋隐患——正如吕洞宾尝言:“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内阁虽操笔拟旨,然终须仰宦官之鼻息。
仁宗、宣宗以降,内阁大学士多兼尚书衔,位望日隆。至嘉靖时,严嵩专权二十余载,俨然宰相;万历初年,张居正更以首辅之尊推考成之法,整饬吏治,使内阁几成中枢。然此盛况,皆系于君心一念之间。一旦人主怠政,深居九重,不见外臣,则司礼监秉笔太监便代天子朱批,执掌“批红”之权。内阁票拟虽出,若无宦官肯呈,终成废纸。
故明代阁臣,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亦不得不结好内珰。张居正欲行新政,必先密结冯保;其余不肖者,更趋炎附势,助纣为虐。宦官由此气焰熏天,王振、刘瑾、魏忠贤之流相继擅权,祸国殃民。究其根源,非宦官之智胜于士大夫,实因制度之隙,使阉人得居中用事。昔张三丰修道武当,尝叹:“外丹易炼,人心难调。”明朝之弊,正在于以私心驭天下,以近幸代股肱。
内阁之设,本欲集思广益,辅弼君德,然无法定之权,又无独立之位,终成皇权之附庸、宦官之傀儡。观其始终,恰如《道德经》所云:“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太祖废相以固权,反致权落阉竖之手,岂非历史之讽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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