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南北之势,非一成不变;经济之兴替,实系于时势与人谋。南方之崛起,非一日之功,乃千年迁徙、战乱、水利与人心所共铸。

秦岭—淮河一线,自古为南北之界。黄河之滨,沃土千里,乃华夏文明之摇篮。《史记》有言:“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咸阳、长安、洛阳,皆因王畿所在,百工辐辏,仓廪实而礼乐兴。反观江南,地广人稀,火耕水耨,尚处蛮荒之境。
道家有云:“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南方之潜龙,虽未腾跃,却已蓄势。恰如吕洞宾初入终南山,看似寂寂无名,实则内炼金丹,待时而动。
自东汉末年,中原板荡,烽火连天。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士庶携技带艺,如春雨润物,悄然滋养江南。隋凿大运河,贯通南北水脉,漕船千帆竞发,吴越之粟可济幽燕。及至唐中期,“安史之乱”再起,北方疮痍满目,而江南“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扬州夜市千灯照,广州海舶万国通。
兵燹频仍,北土凋敝;河决无人治,田芜民流离。此非天意,实人祸也。故《道德经》警曰:“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五代十国,中原如沸鼎,而吴越、南唐诸国,各修水利,劝课农桑。钱镠筑海塘,保杭城百年无潮患;李昪重文教,使金陵文风蔚起。南方之治,不在争雄,而在养民——此正合张三丰所言:“以柔克刚,以静制动。”
经济之变,非仅粮米布帛之增减,实乃文明重心之悄然南移。昔日“南蛮”之地,今成诗书礼乐之邦。正如苏轼《赤壁赋》所叹:“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江南之富,不止于物,更在于气韵流转,人文日新。
北宋南迁,定都临安,政治中心既移,百工随之。漕运岁入七百万石,倍于盛唐。至此,南方非但追平北方,更以其水网密布、气候温润、政局相对安定,终成天下财赋之渊薮。千年之势,于此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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