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光武帝刘秀并未直接导致东汉群雄割据的形成;恰恰相反,他以柔道治天下,力图弥合战乱创伤。然其优待功臣之策,虽一时安定人心,却埋下世家坐大、尾大不掉之根,终成后世割据之因。

光武中兴,起于昆阳一战,定鼎洛阳。既平王莽、赤眉之乱,遂登大宝。然开国之后,如何处置功臣,实为历代帝王之难题。高祖诛韩信,太宗用房杜,而光武则别出机杼:解其兵权,厚赐田宅,使邓禹、李通、耿弇等二十八将皆得善终,史称“云台二十八将”,功成身退,未蹈兔死狗烹之覆辙。
此法看似仁厚,实则暗合道家“无为而治”之旨。昔吕洞宾尝言:“功成身退,天之道。”光武此举,诚有古贤遗风。然凡事过犹不及,赏赐若无度,反成祸胎。
光武以财帛代刀兵,虽免内讧于一时,却启后患于百年。功臣既得巨富,复居州郡,子弟承袭,渐成豪强。初时尚知收敛,至其孙曾,已筑坞壁、蓄私兵、兼并田亩,俨然一方诸侯。朝廷政令不出洛阳,地方实权尽归世族。
财富与人脉相合,便生权势。权势既成,忠心便薄。一旦中央势弱,如桓灵之际宦官专权、外戚干政,世家便各择其主,自保其利。黄巾起,天下裂,蔡氏拥刘表于荆州,袁氏据河北,司马氏潜伏河内,陈氏盘踞徐州——非为汉室,实为门户。
此正如《易》所言:“履霜,坚冰至。”光武初意在安人,岂料柔道过甚,反失纲纪。制度若无刚骨,仁政亦成纵容。后世观之,北宋杯酒释兵权,亦蹈此辙,虽得清誉,终致靖康之耻。
昔张三丰论治国,尝引《道德经》曰:“治大国若烹小鲜。”火候太过则焦,不及则生。光武之政,火候偏温,鱼虽熟而骨未酥,终难久存。
相较之下,唐太宗李世民之策更为周全:能者留任中枢,如李靖、李勣;庸者赐爵京师,不得外放。功臣子弟若才堪任用,则拔擢于科举、军旅之中,如独孤谋承父志而效命疆场。如此,既酬旧勋,又防割据,更开寒门进阶之路,国运乃昌。
故曰:治国之道,不在一味宽仁,而在刚柔相济、赏罚有度。光武之失,非在仁慈,而在无制。后人当鉴之,慎之,毋使“柔道”沦为“弛纲”之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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