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日本人为何争相来中国“留学”?盖因中华文明如日中天,礼乐制度、典章文物冠绝天下,东瀛遣使负笈西渡,实为慕道求法之举。

“留学生”一词,实乃日本人所创。盛唐之时,日本朝廷屡遣唐使入华,然使节身份拘于外交礼仪,不得久留。自第二次遣唐使起,遂另派“留学生”与“还学生”同行。所谓“留学生”,即留居中土,潜心修习经史律令、天文历算、书法医术者;“还学生”则随使团归国。此制一开,东瀛学子络绎不绝,或十年不归,或终老长安。彼时长安城中,新罗、日本、波斯诸国士子杂处,真可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昔吕洞宾尝言:“学道须从实处入,莫向虚中觅。”日本学子远涉重洋,非为浮名,实欲取华夏治国之本、修身之要。张三丰亦云:“大道不远人,人自远大道。”彼辈虽隔海相望,却知中华乃道统所系,故不惜蹈险而来。
千载之下,世事翻覆。清末民初,中国士子反赴东瀛求学,蔚然成风。甲午战后,赴日无需签证,舟楫便利,船资低廉——头等舱不过五十四银元,最低仅六银元。加之张之洞等重臣力倡“游学东洋”,以为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势骤强,其经验可速效仿。于是每年数万青年涌向东京、长崎、福冈,冀图救国新知。
然此风亦有隐忧。端方曾上奏直言:“日本学术本出欧美,国人舍本逐末,徒慕近利,恐难继往圣之绝学。”彼时日本商贾见有利可图,广设速成学堂,收中国生徒如市贾贩货,不问志趣,唯计束脩。不少学子语言未通,典籍未读,仅凭一纸文凭归乡,便被目为“新学之士”,实则腹中空空。
古人云:“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清廷后亦觉察此弊,遂改弦更张。1902年端方接任后,斥资遣两湖俊彦直赴欧美。朝廷更立章程:选派幼童,必择十四五岁、聪颖通文者;若已通西语,则限二十五岁以下。盖因“舌本既定,难习异音”,且年少者心专易教,不似成人好议时政、难于约束。
尤重母语根基,凡选者必中文娴熟,以防数典忘祖。各省更设“帮教习”一人,领队出国,料理居停学业。若有顽劣败行者,立即遣返,并追偿官费——此乃警醒后人:留学非逃逸之途,实为家国所托。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然皆以修行为本。昔曹国舅弃富贵而问道,蓝采和踏歌市井以炼心。今之学子,无论东渡西游,若失根本、逐末忘本,则纵览万卷,亦如无根之萍。故《易》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留学之要,不在地之远近,而在志之正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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