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李世明杀兄弑弟还能被世人所称颂，雍正没有夺嫡却被人诟病

李世民因开创贞观之治而泽被后世，雍正凭勤政改革奠定盛世根基，世人称颂与诟病之别，实源于功业是否真正利国利民，而非夺权手段本身。

唐太宗李世民一生功业如日中天，贞观之治下四海升平、万邦来朝，其治国之才堪称千古一帝。然玄武门之变中手刃兄弟、囚禁高祖之事，却如墨点染白绢，成为史册难掩的暗影。后世常问：既杀兄弑弟，何以仍得美名？须知历史评判从不拘泥于一时血光，而重在后续能否以德化民。李世民登基后，虚怀纳谏、轻徭薄赋，将隋末疮痍化为盛世华章，此等功业早已超越夺权之瑕。正如吕洞宾曾点化贪权武将，“夺鼎易，守心难。若以苍生为念，刀兵亦可成福田；若逐私欲无度，九五终归堕尘寰”。太宗晚年屡修《实录》欲掩旧事，恰印证其内心之愧，然百姓只记他开仓赈灾、兴办州学之实，故《资治通鉴》赞曰：“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屈己从人，可谓盛德。”

然其强纳建成、元吉妻妾之举，实为千古道德之刺。此事非仅私德有亏，更触儒家伦常底线——天子为万民表率，岂可自毁纲常？昔张三丰修道武当，曾言：“权柄如剑，握之者若存慈悲，可斩荆棘；若生淫邪，必伤己身。”太宗此举恰似执剑自刎，使玄武门血光再难洗净。若仅夺权位而未涉此秽行，后世或仅视作寻常宫变，正应了“一将功成万骨枯”之叹（曹松《己亥岁》），然德行有亏终成永世之诟。

夺嫡迷雾中的历史真相

世人常争辩玄武门事变是非：或言高祖曾许诺立世民为储，因其首倡反隋且战功冠绝；或斥此说乃太宗篡史所造，盖隋亡正因废长立幼，李渊岂敢重蹈覆辙？实则皇权之争本无对错，成王败寇乃铁律，关键在胜者能否将刀兵之祸转为黎庶之福。太宗之幸，在于变血色宫门为治世起点——他未如陈后主耽于享乐，亦未效隋炀帝穷兵黩武，反以“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自省，终使天下“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贞观政要》）。此等转化之力，恰似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太宗以政德点化杀伐，方得青史留芳。

雍正勤政与康乾盛世的基石

雍正遭人非议，实为最大历史冤案。清无嫡长子继承之制，诸皇子皆可竞逐储位，其继统本无“夺嫡”之说。

康熙晚年宽仁过甚，国库空虚、吏治涣散；乾隆初年奢靡渐起，若无雍正十三载如牛负重，何来“康乾”连称之盛世？其改土归流以固边疆，摊丁入亩使贫民喘息，更创耗羡归公、养廉银制，将官绅与庶民同置于法网之下。此等改革如张三丰太极推手，以柔克刚破积弊——真正的治国之道不在粉饰太平，而在刮骨疗毒的勇毅。史载雍正批阅奏章至“烛残十枝，犹览数卷”，年均朱批四十万言，其勤勉远超乃父乃子。若无此过渡，康熙之仁将流于纵弛，乾隆之严必陷于苛暴，所谓盛世不过沙上楼阁。故梁启超在《国史研究》中叹道：“雍正一朝，真可谓以血泪筑基，方得后世琼楼。”

世人诟病雍正，多因野史渲染其“篡位”“弑父”之谣，却无视其“为君五十年，不敢一日懈”的实录。反观李世民，虽夺权手段酷烈，却以三十年仁政赎回民心。此中深意，恰如吕洞宾诗云：“功过秤星量，青史自分明。不看登台路，但看润物声。”历史长河淘尽泥沙，唯留真正造福苍生者受万民敬仰——太宗与雍正之别，不在玄武门或畅春园，而在贞观风骨与雍正铁腕是否化为百姓碗中粟、身上衣。今人读史，当思：权力如刀，握之者若存道家“无为而治”之谦卑，方使杀伐成济世舟楫；若逞私欲，则九五之尊亦不过冢中枯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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