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未受辱,盖因明朝国力犹存,瓦剌有所忌惮;徽钦二帝受百般羞辱,实因北宋已亡,国力衰微,帝王气节尽失。

明正统十四年,瓦剌犯边,太监王振撺掇英宗亲征,至土木堡,明军溃败,二十万精锐覆没,英宗被俘。然则,英宗虽陷敌手,一年光景,不过生活清苦,未受折辱。反观北宋靖康年间,金军破开封,徽钦二帝被掳,北行途中,妃嫔受辱,至金都,更被迫穿丧服献俘太庙,徽宗被封“昏德公”,终抑郁而终。何以天差地别?一言以蔽之:国运强,则帝王安;国运衰,则帝王辱。
土木堡之变时,明朝立国未久,永乐盛世余威尚在,仁宣之治亦蓄国力。虽此战损伤惨重,但于谦等臣迅速调集二十二万军兵,钱粮充沛,北京保卫战一举击退瓦剌。故瓦剌太师也先,纵握英宗,亦不敢放肆,盖因明朝实力犹存,如《资治通鉴》所云:“国之大者,在祀与戎。”国力强盛,则敌虏自生敬畏。而徽钦二帝被俘之际,北宋已病入膏肓。宋徽宗痴迷艺术,兴花石纲,耗费民力,方腊起义烽火连天;朝政为六贼垄断,腐败至极。金军南下时,北宋早如大厦将倾,国既亡,敌何惜前君?恰似道家故事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然若根基不固,纵有法宝,亦难渡劫波。
帝王受辱与否,非独系于国力,更在自身气节。明英宗被俘后,下马南向盘坐,从容应答敌问,不卑不亢,显明朝皇帝之刚毅。游牧民族素敬强者,英宗抱必死之心,瓦剌遂不敢轻侮。反之,宋徽宗闻金军来袭,即禅位南逃,帝王气节荡然无存;宋钦宗虽暂留开封,却一味求和输币,终致城破国灭。李纲曾谏:“天下城池,岂有如都城者,且宗庙社稷、百官万民所在,舍此欲何之?”然钦宗反复,怯懦求和,正如古人云:“自助者,天助之。”帝王失其志,则辱必加身。
昔者张三丰修道武当,乱世中持守本心,以柔克刚,终成一代宗师。帝王之道,亦在持节。若徽钦二帝能如英宗般镇定,或如文天祥诗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或可稍挽尊严。然历史无情,北宋既衰,君主又怯,辱之深矣。观明英宗,虽被俘却未折节,归国后复位,亦见明朝底蕴。故气节者,生死关头之明灯,照见荣辱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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