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后人孔融为何会被曹操下令处死呢

孔融被曹操处死，根本原因在于其思想言论触动了曹操推行法家、打击儒学士族的政治布局，看似因“不孝”获罪，实则是时代变革中一场不可避免的碰撞。

说起孔融，世人皆知他四岁让梨，美名传扬千年；却少有人细究，这位孔子二十世孙，何以在五十三岁那年，被曹操以“不孝”之罪下令处死，并株连全家。建安年间，天下纷乱，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表面尊汉，实则一步步推行自己的寒门法家之道。而孔融，作为儒学士族的领袖，少府之职，却偏偏爱评政事，言论激烈，常与曹操针锋相对。曹操对其恨之入骨，但碍于孔门之后的名望，隐忍多年。直到公元208年，曹军北征乌桓得胜回许都，正逢孔融发表了那篇惊世骇俗的《父母无恩论》，曹操终于抓住机会，在南征荆州之前，将孔融下狱处死。这一杀，绝非一时意气，而是曹操深谋远虑的一步棋。正如道家修行常言“顺势而为”，曹操便是要顺乱世之势，破旧立新；而孔融，却似那不懂变通的顽石，撞上了时代洪流。

一、 政治棋盘上的儒法之争

曹操的政治抱负，是要打破汉朝以来名门世家掌控朝政的潮流，更要打破自汉武帝“独尊儒术”所形成的儒家独尊局面。他心中所向，是重拾法家的治国思想，提拔寒门子弟。孔融、边让、祢衡、杨彪这些儒家名士，在曹操眼中，并非仅仅是政治上的对手。他们并不反对“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套手段——倘若换成袁绍来挟天子，他们说不定还会鼎力支持。他们所反对的，是曹操那套寒门法家的思想根基。他们要维护的，是儒家士族的正统地位，因此不遗余力地破坏曹操掌权的合法性。这些人，成了曹操“思想上的敌人”。

曹操杀边让，不过是一次试探；待北方稍定，杀孔子二十世孙孔融，才是真正向天下儒家宣战。后来杀杨修，亦是对其父杨彪这般士族领袖的持续打击。这就像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曹操要走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路，自然容不得旧路上的“仙人”指手画脚。吕洞宾修行时曾遇钟离权点化，需经历“十试”方能得道，曹操推行新政，又何尝不是在与旧势力的一次次交锋中试探前行？

当时有句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这辛辣地讽刺了汉代以“孝廉”选官的制度，早已沦为世家大族操纵的虚伪名节。儒学变得形式化，“孝”成了沽名钓誉的工具。孔融对此深恶痛绝，他的激烈言论，正是要撕毁这层假面具。在他看来，虚伪的名节才是对名节最大的破坏。于是，他在理论上提出了惊世之论：“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物寄瓶中，出则离矣。”这番话，单看字面，确似“名教罪人”，为不孝张目。但若置于那“举孝廉，父别居”的背景下，便知孔融是“尚真”而反“伪”。正如《史记》写人，常于细节处见真性情，孔融此举，亦是求一个“真”字。对于统治者而言，这等“惑世诬民”的言论，自然不容于他们用以麻醉民众的“假礼法”。所以，孔融虽以“不孝”被杀，鲁迅先生 later 评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时所言，却可移用于此：他们正是把名教当宝贝，所以容不得半点虚伪。

二、 让梨童子与乱世“杠精”

孔融的悲剧，也源于其性格。四岁让梨，显其早慧知礼；但长大后的孔融，却带着学究的臭脾气，自命清高，不懂官场变通。早年，司徒杨赐派他去拜访刚升任大将军的何进，只因门房不识且未及时通报，孔融竟夺回拜帖礼物，摔在地上，扬长而去。这一下，同时得罪了杨赐与何进。后来董卓欲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此事几成定局，孔融却坚决反对，终被流放至北海为相。黄巾军来袭时，他弃城而逃，有部下建议择明主（如曹操、袁绍）而投，他非但不听，反将此人杀害。如此行事，岂能不处处树敌？

他逐渐成了一个“杠精”，甚至“疯起来，连自己的祖先都不放过”。作为孔子之后，却发出“父母无恩”之论，在世俗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这倒令人想起道家真人张三丰，不拘泥于形迹，随性自然，但张三丰的“不拘”是融于大道的智慧，而孔融的“不拘”却成了政治上的靶子。曹操方面，则巧妙地利用了这种“不孝”言论，将其上升为罪名。公元208年，曹操北征乌桓归来，威望正盛，而孔融的言论恰好提供了口实。曹操手下郗虑罗织罪名，称孔融“招合徒众”，“欲规不轨”，且“谤讪朝廷”、“不遵朝仪”，更以其《父母无恩论》为不孝铁证。于是，孔融被下狱弃市，妻子皆诛。

细察之下，曹操“唯才是举”，却杀孔融，看似矛盾，实则统一于其政治目标。孔融之“才”，在于其名望与学问，但这“才”却用于反对曹操的根本政策，且性格狷介，难以驾驭。对曹操而言，这等不能为己所用、反成障碍的“才”，不如除去。这或许便是乱世中的无奈抉择。如同《资治通鉴》所载诸多历史关头，个人的理念与性格，往往在时代巨轮下被碾得粉碎。孔融一死，儒学士族势力受挫，曹操得以更专心地筹备南征，尽管后来赤壁之战，未必没有后方士族残余势力暗中掣肘的因素。司马懿早年不愿投曹，荀彧虽为保皇派却暂得保全，皆因这场儒法之争的漩涡，各人位置不同罢了。

孔融让梨，成就了千年美谈；孔融之死，却留下一声叹息。他求“真”反“伪”，却撞上了急于“破旧立新”的曹操。这并非简单的忠奸善恶，而是历史转型期中，思想交锋与政治算计交织的必然结果。读史至此，不免想起那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孔融与曹操，皆是那浪花中的一朵，一个执着于心中的“道”，一个致力于现实的“术”，最终在建安年间的许都，碰撞出那一声沉重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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