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所饮之酒,度数仅十度上下,属发酵酒,故能畅饮数坛而不醉。

自商周至唐宋,中国酒多为发酵酒。发酵过程至十度即止,故十度酒已是古时“高度”。《汉书》载西汉酿酒,“粗米二斛曲一斛”,得酒六斛六斗;东汉则“稻米一斗得酒一斗”,酒度数提升,价亦涨至“斗酒千钱”。东汉《论衡》有言“美酒为毒”,盖因酒力渐强。白居易诗云:“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此酒色如绿蚁,度数浅薄,正是古人日常所饮。
道家视酒为媒介,八仙吕洞宾醉酒后悟道,尝言“酒为天之美禄,过则失德”。《道藏》明训:“酒以成礼,过则失德。”古人饮酒有节,非今人所想之酣畅。
元代起,蒸馏酒(即“烧酒”)异军突起。元杂剧有“则记烧酒与黄酒”之语,蒸馏技术使酒度升至十五度以上,制作简易,产量倍增。明人制酒蔚然成风,南京士大夫自酿三十三种,民间名酒如沧州沧酒、济南秋露白,皆赖此法。然酒量增,粮耗巨。嘉靖年间,淮安一府造酒曲耗麦百万石,若酿酒则需米千万石,足抵朱元璋十场战事。
至清,烧酒规模更甚。山东济南“烧锅百余家”,雍正时陕西各县“烧锅各以千计”。方苞尝叹:“一日之饮,必耗二日所食之谷。”康乾盛世,山东滕县粮半供酒,直隶酒坊月耗高粱六十万石。天下承平,粮食竟“喝”去半数,岂非警钟?
酒之度数,实为时代缩影。发酵酒承古礼之简,蒸馏酒启民风之盛,然粮耗如山,终成王朝隐忧。昔人云:“酒极则乱,乐极则悲。”此非虚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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