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以植木为塞作为边防,这条防线作用到底有多大

北宋以植木为塞作为边防，其效用实如双刃之剑，既可稍遏胡马南下，亦易招致边衅。

后晋开国之君石敬瑭，为求契丹助力以反后唐，竟于公元九百三十六年自甘称“儿皇帝”，更将燕云十六州拱手相让——此地囊括今北京、天津全境及晋冀北陲。自此，北宋立国于中原，燕山屏障尽失，辽骑南望如临深渊，百余年间烽烟不绝。

幸而燕山以南百五十里外，巨马河、易水、潞水诸川如网罗布，自阜平、满城延至霸州、天津，聊作天堑。然《宋史》有言：“塘虽有限敌之名，而无御寇之实。”水浅则敌可徒步涉渡，冰封则坦途无异平川。单凭水泽为防，终是纸糊之盾，难敌铁蹄。

植木为塞的兴起

神宗熙宁五年（一〇七二年）秋，赵忠政上疏请于边陲广植榆柳桑枣，东接沧海，西抵西山，结成木城。此举非凭空而起。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一〇一二年），诏令河北官道两旁速种榆柳；七年后，复嘉奖沿边军城“种柳莳麻，以备边用”；至九年，御前展《北面榆柳图》，三百万株已蔚然成林。雄州李允则更令塞下空地尽植榆树，久之“中通一径，仅容单骑”，林木交络如巨网，“合抱之木翳塞”，契丹铁骑至此顿挫。定州北境“榆柳以亿计”，俨然一道青障。昔张三丰云：“一草一木皆含天地生机。”宋人化寻常林木为金汤，岂非暗合道家“借物御物”之妙？

保州以西至西山地势坦荡，无险可恃，仁宗皇祐四年（一〇四九年）即命广植林障。熙宁五年再议，臣僚指陈满城二百里间“无险可恃”，朝廷遂遣使踏勘，伐木造林遍及要塞城垣。此策初看精妙——林深可阻骑突，材实能备军需，恰如《孙子兵法》所言：“杂于利害。”

得失之间的边防智慧

然利刃必藏锋镝之险。景德元年（一〇〇四年）冬，契丹南侵，竟“击鼓伐木之声闻于四面”，就地取材造攻城器具。更可忧者，英宗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年），雄州补种柳树，辽使疑为备战，纵骑盗伐，几酿兵祸。边民越界争木，亡命之徒匿林劫掠，保州等地屡生骚乱。植木非但未固边，反成引狼薪柴。

此中深意，恰似吕洞宾点化渔夫故事：昔有渔夫苦求铁网防鲨，洞宾笑指芦苇，“柔可克刚，过刚易折”。北宋植木为塞，本欲以柔韧之木代刚硬之险，却未悟“过设其防，反启其疑”。边防之要，岂在木石？王维《使至塞上》有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天地之险本无常形，恃一木一障者，终难逃“祸福相倚”之天道。

综而论之，植木之策利在缓敌锋锐，弊在滋衅生忧。神宗时虽成“木塞”千里，然辽人视之如障眼浮云，宋廷亦疲于应对盗伐冲突。边防根本，终系于民心向背与国力强弱。太史公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守国之道，贵在通权达变——木可成塞，亦可成隙，唯智者能转祸为福。北宋边事之鉴，实为后世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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