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敬瑭死后后晋为何灭亡如此之快,只能说是自己的儿子做的好事

石敬瑭死后后晋速亡，根源在于其子石重贵背弃父约、轻慢契丹，自招祸端。

石敬瑭一生可谓含冤负屈。后唐明宗在位时，屡疑其有反意，终将这位四十余岁的重臣逼上绝路。为求存续，他忍痛向三十多岁的辽太宗耶律德光称儿，割让幽云十六州，以换得契丹兵马相助。此举虽使他登基为帝，却背负千年骂名，宋人讥为汉奸，实则困局所迫——内有强藩环伺，外无强援可倚，岂是甘心辱国？然天不假年，内忧外患中仅在位七年便撒手人寰。其子石重贵继位，未思守成，反行险招，埋下覆灭祸根。

称孙不称臣的致命误判

石重贵初掌大权，便对群臣道：“先帝认辽主为父，我辈论理当称孙。然此乃父命，非我本心！今父既殁，何须再守此约？”他未察群臣私心：那些谏言“称孙可，称臣不可”者，实恐自身沦为“奴下奴”，在契丹面前失尽体面。石重贵懵然应允，决意只称孙不称臣。殊不知，国与国之间，称臣关乎宗藩大义，称孙仅是虚礼；弃大义而守虚礼，恰如吕洞宾云游时点化一商贾：某人弃整匹绸缎而争三寸边角，自诩精明，终致倾家。洞宾笑指：“得小利者失大势，国事亦然。”此等短视，已令契丹衔恨。

更荒唐者，岁贡三十万匹绢之事，群臣竟献“拖”字诀：“水灾旱蝗，年年可托！”石重贵欣然采纳，以为小伎可欺大国。岂料辽廷早有赵延寿之流煽风点火，日日进言：“石孙不驯，远逊石儿，不伐何待？”辽太宗本欲立威夺权，又见石重贵屡屡悖逆，怒火中烧。此等轻慢，无异于以卵击石，国之存亡岂容儿戏？

契丹铁骑下的仓皇末路

开运元年冬，契丹大军南下，势如破竹。后晋仓促应战，然军心涣散，将帅离心。次年，辽军直逼汴梁，石重贵困守孤城，终成阶下囚。短短三年，后晋灰飞烟灭。史载其败非兵不利、战不善，实因一念之贪小利而忘大患，恰似张三丰论剑时所警：“剑锋所指在势，不在巧；国运所系在信，不在诈。”石重贵若能守石敬瑭旧约，或可延祚数载，奈何自毁长城。

回望这段兴亡，不禁慨然。刘禹锡诗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后晋之速亡，岂独天意？石敬瑭割地称儿固属无奈，然其子不思韬光养晦，反以儿戏待国事，终致基业倾颓。古语有训：“福祸相倚，慎始敬终。”治国者当以石氏为鉴：外交如履薄冰，失一步则满盘皆输。后人读史至此，但见残阳如血，唯余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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