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二世而亡,后世读史者往往扼腕叹息,将这亡国的黑锅一股脑扣在赵高那个阉人头上。世人皆道是赵高与李斯合谋,矫诏逼死扶苏,这才断送了大秦的国运。然而,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字里行间,正如南怀瑾先生常言,世事如棋,局局迷离。若秦始皇真心属意扶苏,为何迟迟不立太子,反倒留给奸人可乘之机?这背后,恐怕并非简单的“沙丘之变”所能解释。

翻阅《史记》,我们不难发现,秦国自献公以来,对于确立储君之事向来雷厉风行,绝不含糊。昔日“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吃尽了苦头,故而“献公卒,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岁矣”,早定国本。再看后来的庄襄王,尚在为太子时,吕不韦便已为其谋划嗣位,甚至刻玉符为约,“安国君许之,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適嗣”。这种早立储君、悉心培养的政治习惯,到了秦始皇这里却戛然而止。他在病危之际才仓促考虑嗣君,这本身就极不合常理。
秦始皇心中那杆秤,恐怕从未真正倾斜向扶苏。这其中的关键,在于父子二人政见的根本对立。秦始皇一统天下后,最忌讳的便是分封制的回潮。他在朝堂上与那些守旧的儒生精英爆发了激烈的“封建与郡县”之争,这不仅是制度之争,更是关乎帝国生死的路线斗争。博士淳于越在咸阳宫公然诋毁郡县制,早已触动了始皇的逆鳞。他绝不允许自己的皇子在这场斗争中站错队,一旦皇子动了封建的念头,便会成为朝臣结党营私的中心,动摇大秦根基。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扶苏站了出来。他因“坑儒”之事进谏,看似仁慈,实则是站在了东方文化精英的一边,否定了父亲一贯的铁腕政策。这不禁让人想起道家吕洞宾的一则典故:吕祖曾言,修行如磨剑,心若不坚,剑不利则难斩妖魔。秦始皇要的是一把能斩断旧势力、护佑新法的利剑,而扶苏却表现出了过多的“仁柔”。这种仁柔,在秦始皇眼中,无异于对帝国法统的背叛。
更耐人寻味的是,北大汉简《赵正书》的出土,为这段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简中记载,秦始皇临终前曾说:“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这一记载虽不能完全推翻《史记》,却足以让我们质疑“矫诏”之说。或许,所谓的“矫诏”,不过是后世为了美化亡国之君或政治宣传而进行的“历史书写”。
所以,当扶苏因数谏而被派往上郡监军,当胡亥被带在身边随行,秦始皇的选择其实已经昭然若揭。那句“扶苏以数谏故不得立,上使外将兵”,与其说是历练,不如说是放弃。正如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叹:“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秦始皇或许早已看透,扶苏并非那个能守住他万世基业的“始皇帝”第二,将胡亥留在身边,才是他心中真正的继承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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