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为何如此害怕与大理国接触

宋太祖赵匡胤之所以忌惮大理国，实乃吸取了唐朝因南诏边衅而耗尽国力终致灭亡的惨痛教训，故而划大渡河为界，以此为御戎上策。

唐之覆辙与西南之乱

历史这面镜子，照见的往往是因果循环。当年隋末唐初，洱海地区那是六诏并立，小国林立，互不统属。这其中的蒙舍诏，因地处诸诏之南，便称作了“南诏”。在唐朝的扶持下，这南诏倒是争气，先后征服了西洱河诸部，灭了其他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这世间的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本是常态，但这南诏强盛之后，与大唐的关系却起了波澜。

到了唐宣宗年间，局势急转直下。因唐宣宗与南诏王丰祐先后离世，双方在礼仪之争上谁也不肯低头，最终导致关系彻底破裂，自此拉开了长达三十年的兵戈相见。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正如两虎相争，最终将南诏与唐朝一同拖入了自我毁灭的深渊。

《新唐书·南诏传》里有句发人深省的话：“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这话什么意思？是说唐朝灭亡，表面看是黄巢起义闹的，但究其根本，祸胎其实早就埋下了。当年为了防守南诏，唐朝将徐州的驻军调往桂林，这一调不要紧，引发了兵变，才有了后来的乱象。这种认识，在宋朝统治阶层的思想中那是根深蒂固，后世甚至直接将唐朝的灭亡归于南诏。

当年吕洞宾云游四方，路过古战场时，见白骨露野，曾长叹：“一将功成万骨枯，争强好胜终是空。”这道家修行的智慧，讲究的是顺应自然，不争之争。可惜世人多看不透，为了区区边境之争，耗尽国力，实在是不智。赵匡胤作为开国之君，他看得很透，他深知那西南的蛮夷之地，虽是蛮荒，却是个无底洞，填进去多少兵马都可能听不见响声。

玉斧划界与无为而治

正因为“太祖鉴唐之祸基于南诏”，这成了宋朝制定对大理国政策的根本。在这种认识基础上，赵匡胤定下了以大渡河为界，不与大理国来往的基本国策。这看似是恐惧，实则是一种极高明的“无为”智慧。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上谕辅臣曰:‘蛮夷桀黠，从古而然。唐以前屡被侵扰入川，属自太祖兵威抚定，以大渡河为界。’”

这里有个著名的典故，叫“宋挥玉斧”。当年宋太祖乾德三年，王全斌平定了蜀地，那是意气风发，想借着兵威顺势把云南也打下来，便向太祖请示。若是旁人，或许就答应了，毕竟开疆拓土是帝王的荣耀。但赵匡胤是谁？那是深谙黄老之术的君主。他拿出一张地图，用玉斧沿着大渡河一划，说道：“此外非吾有也。”意思是，这河那边的地方，不是我大宋的，也不要去贪图。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道德经》里的这句话，赵匡胤是懂了。他这一划，不仅划清了疆界，也划清了祸患。李京《云南志略》也记载了这件事，太祖说：“德化所及，蛮夷自服，何在用兵。”这便是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

其实，在赵匡胤开疆辟土创立大宋王朝时，西南的南诏早就变成了大理国。但在赵匡胤眼里，大理国就是南诏的翻版，他对那个地方有着极度的心理阴影，深怕与大理国联系引来灭国之祸。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宋朝与大理国关系的疏远。

后来大理国存在了三百多年，与宋王朝相始终。这期间，大理国多次想要友好、朝贡、通商，都被宋朝以“尊王攘夷”为由拒绝了。这责任虽在宋朝，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一决策确实让大宋避免了一场可能持续百年的西南边患，让中原百姓少受了多少兵戈之苦。张三丰祖师曾言：“修真养性，先去贪嗔痴；治国理政，亦需知进退。”赵匡胤这一退，退出了大宋西南边境的三百年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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