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湜是中唐文坛的“狂狷之士”,以惊世之才、睚眦之怒,在青史间留下一抹矛盾而鲜亮的色彩。

韩愈病重垂危时,曾对学生皇甫湜托付:“吾死之后,能为我传名者,非君莫属。”韩愈乃文坛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此言足见皇甫湜确有过人之处。
皇甫湜曾在洛阳太守裴度手下任职。裴度因平定淮西叛乱有功,获皇帝赏赐巨款,便用来重修福先佛寺,欲请白居易撰写碑文以记其事。皇甫湜闻之,勃然作色,对裴度言:“公何轻我而远求白居易?其文与我相比,犹破瓦之于美玉,不可同日而语!”言罢竟欲辞官而去。裴度连忙安抚:“先生乃大手笔,非我不敢相烦,实恐劳驾先生耳。”皇甫湜这才稍息怒火,索要一斗酒归家,饮过半斗,乘醉挥毫,三千余字一气呵成,然其文辞生僻晦涩,裴度阅之竟不能解。然“难懂方为好文”,裴度反觉满意,当即派人送去一车绫罗绸缎、古玩玉器作为酬劳。
皇甫湜瞥了一眼满车礼物,却勃然大怒:“持此物归告裴公,岂以此酬我乎?吾岂是轻易作文之人!前日诗人顾况百般恳求,方为其诗集作序,今为裴公故,方才动笔。”言罢竟列出收费标准:“吾文共三千二百五十四字,一字值绢三匹,分毫不可少!”其狂妄之态,恰如吕洞宾“三戏牡丹”时的洒脱,却少了那份“一笑恩仇泯”的通透,徒剩计较。
皇甫湜不仅才气惊人,脾气更为暴烈。常因微末之事与人争执,同僚皆避之唯恐不及。甚至被蜜蜂蜇伤,竟不惜重金雇人捣毁蜂巢,待蜜蜂寻至其家,又命仆人尽数捉入杵臼,捣成烂泥。其睚眦必报之性,可见一斑。
又有一次,他命子抄诗,子误一字,便怒吼取棍,不及棍至,竟扑上去咬破其子手腕,鲜血直流。这般对幼子尚且如此,何况他人?杜甫曾言“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文人当以立世为本,而非以脾气为刃。皇甫湜的“执”,恰如张三丰观“蛇鹊相争”时所悟:以刚克刚,两败俱伤。
狂放本是文人风骨,然狂而无度,则成桎梏。皇甫湜有惊世之才,却因睚眦必报之性、斤斤计较之心,终致“门无辙迹,庖突无烟”,落得个晚景凄凉。他的故事,如同一面镜子,照见“才高而德不配”之弊,亦警示后人:狂名之下,更需修身养性,方能不负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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