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之所以沦为“酒肉皇帝”,根本在于其以禅让得国,不得不纵容门阀、放任奢靡,终致改革溃败、心志消沉。

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平定东吴,天下一统,改元太康。彼时四海升平,流民归籍,《晋书·地理志》载:“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较之三国鼎立之时,户口几近倍增。
司马炎遂推田制:男丁占田七十亩,女丁三十亩;又定赋税之法,正丁输绢三匹、绵三斤,次丁减半,边郡更享折半之优。为促人丁繁衍,诏令女子年十七不嫁者,官为配之;徙蜀人、吴吏入中原者,免徭役十至二十年。此等举措,若能持之以恒,诚可致太平久安。
昔张三丰尝言:“治大国如烹小鲜,火候太过则焦,不及则生。”司马炎初政,恰似文火慢炖,本有望成一代守成之主。
然西晋之基,非凭武功而取,实由曹魏禅让而来。为稳权位,司马氏不得不厚待世家大族。九品中正之制愈演愈烈,高门子弟坐享膏腴而不纳一粟。一品官可占田五十顷(五千亩),九品亦有十顷,且三代亲族皆免税赋,更可荫庇佃客、部曲,使国家税源日蹙。
此非制度之弊,实乃立国之根已朽。禅让之朝,无血火淬炼,难立威于豪强,终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尤在吴蜀故地,土地早为江东顾、陆,巴蜀谯、李诸族所据。朝廷若强行均田,必激变再起。司马炎虽有心整饬,却无力回天,只得默许旧势盘踞。于是户籍渐虚,税户日减,太康新政未及十年,已名存实亡。
志不得伸,心遂颓然。昔日雄主转而沉湎声色,后宫万人,羊车游宴,夜夜笙歌。史载其“多内宠,平吴之后,复纳孙皓宫人数千”,奢靡之风,自此弥漫朝野。
《道德经》有云:“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司马炎初欲效周公制礼作乐,终不免如吕洞宾点化世人所叹:“执象而求,咫尺千里。”外求功业而内失其守,纵有九州一统之功,亦难逃酒池肉林之讥。
更可悲者,为制衡世族,大封宗室二十七王,授以兵权。岂料藩王尾大不掉,骨肉相残,酿成八王之乱。神州板荡,五胡乘隙而入,百年衣冠南渡之祸,实肇于此。
观晋武一生,始以英断灭吴,终以昏怠误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后人读史至此,当知:**政权若无根基之正,纵有良法美意,亦如沙上筑塔,终归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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