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深受佛法的影响，为何却排斥佛教呢

韩愈虽深受佛法熏染，却激烈排佛，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以儒家道统为本位，视佛教为“夷狄之法”，且认为其“外天下国家”，背离人伦日用，故力斥之以卫圣道。

儒门砥柱，何以拒佛

元和十四年正月，唐宪宗遣使迎凤翔佛骨入宫，长安士庶焚香膜拜，倾城若狂。韩愈愤然上《论佛骨表》，直斥“事佛求福，乃更得祸”，力请“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宪宗震怒，几欲置其于死地，赖裴度等力谏，方贬潮州。途中，他写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忠鲠之气，跃然纸上。

世人常惑：韩愈幼居韶州，正值南宗禅风炽盛，耳濡目染，岂无佛缘？其文集中赠僧诗文凡十五人之多，与大颠和尚交游尤深，甚至有“颇知释氏理”之语。然其思想深处，始终以孔孟之道为圭臬。他借鉴禅宗“教外别传”之法，反手构建儒家“道统”——自尧舜禹汤，历文武周公，至孔孟而断，亟待己身承续。此非全然拒佛，实乃以佛为镜，照见儒门之缺，遂奋起补之。

夷夏之防与人伦之维

韩愈排佛，首在“夷夏之辨”。彼时道教徒尚有“老子化胡”之说，以抬高本土宗教；韩愈则更进一步，直指佛为“夷狄之一法”。若举夷狄之法加于先王之道之上，则“臣不君其君，子不父其父”，华夏将沦胥为夷狄。此忧非独韩愈所有，实乃中古士大夫之集体心结。

其次，韩愈痛斥佛教“清净寂灭”之旨，谓其“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儒家讲修齐治平，日用伦常即道场；佛家求涅槃出世，视尘世如幻影。韩愈尝言：“释老之害，过于杨墨。”盖杨墨犹在人间争义利，而释氏竟欲超脱人伦之外。彼时寺院广占良田，僧众不耕不婚，国用虚耗，民力凋敝。韩愈之斥，实为现实之忧，非仅玄理之争。

然道家亦非全然被弃。昔张三丰隐武当，炼丹修性，却不忘济世活人；吕洞宾三戏白牡丹，终归劝人向善。道家虽言出世，其高士往往内修外行，未尝绝人伦。韩愈所拒者，乃脱离人伦、逃避责任之“空寂”，非全盘否定佛道之精神价值。正如东坡夜游赤壁，叹“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亦得超然之趣，却不废人间烟火。

故韩愈之排佛，非不知其高妙，实忧其流弊。他以儒者之担当，守人伦之大防，宁做“衰朽惜残年”之诤臣，不为“清净寂灭”之遁客。此志此节，千载之下，犹令人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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