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七擒孟获后南中仍叛乱不断,根本原因不在“攻心”之策失效,而在继任者失其宽和之道,背离了诸葛以夷治夷、恩威并施的治理本意。

世人常疑“七擒七纵”事出虚妄,谓五月渡泸、秋即班师,何得七番往复?然观《汉晋春秋》所载:“亮至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陈之间。”此非示弱,乃以诚示信。正如道家所言:“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吕洞宾尝云:“心若不欺,鬼神自服。”诸葛亮此举,恰如张三丰教人打坐,先令其观己心、识己境,而后方能调和阴阳。七擒七纵,实为七次盟誓之机,非徒戏也。
《华阳国志》载,诸葛与南中大姓共定盟约,精壮编入北伐军,羸弱归诸大姓为部曲;又作图谱、赐瑞锦、铸铁券,以巫鬼之俗而化之以礼。至今云贵苗壮犹称蜀锦为“武侯锦”“诸葛侗锦”,吊脚楼传为依孔明冠形所建,以避瘴疠毒虫。云南思茅之名,亦传为“思茅庐”之意,普洱茶种更被奉为“武侯遗种”,岁岁祭之,呼为“茶祖”。此非虚誉,实乃民心所系。
然建兴九年(公元231年)后,南中“叟夷数反”,非诸葛之策有误,实因人事更迭,宽政骤废。时庲降都督李恢卒,李严荐张翼代之。张翼虽出犍为望族,然执法苛峻,不谙夷情,未及两年,叛乱四起。值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在即,后院火发,不得不急召张翼还朝,改遣故吏马忠为都督,张嶷守越嶲,二人协力,稍定局势。
惜乎诸葛不久病逝五丈原,南中自此再无如彼宽猛相济之治。及至邓艾兵临成都,刘禅竟不敢南逃,盖因人心已散,非复“夷汉粗安”之日矣。此正如《道德经》所警:“治大国若烹小鲜。”火候一失,鱼烂不可复整。
故曰:七擒七放,非止一时之胜,实为长治之基;后人不能守其道,反咎前策,岂非舍本逐末?昔人有诗云:“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然其真正不朽者,非在阵图,而在以心换心、以信立信之治道。南中之乱,非诸葛之过,实后世失其绳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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