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文字狱的起因,实为一则匿名诽谤小册子引发的政治风暴。

乾隆十六年秋,云贵总督硕色急奏入京,称安顺府现一册子,假托谏疏之名,直斥天子有“五不解”“十大过”,更伪造朱批,言辞悖逆。帝览之震怒,三尸神暴跳,立命彻查。此册署名孙嘉淦,此人素以刚直闻名,雍正朝曾三上谏章,直指帝王痛处,几遭不测,幸群臣力保,方得全身。乾隆深知孙氏忠贞,断定此乃伪作,遂定名“伪稿案”,密令各省督抚暗查,禁绝声张——盖因若昭告天下,反坐实“十大过”之谣,动摇国本。
昔吕洞宾游历人间,见市井流言如风卷残云,尝叹:“心若止水,何惧波澜?帝王一怒,万骨成尘。”此语暗合天道,然庙堂之上,岂易守静?
查案两年,牵连十七省,罢黜大员数十,株连千人。山东巡抚准泰谏曰:“清者自清,无庸深究。”御史书成亦言维稳为要,莫使政局摇荡。乾隆闻之大怒,斥其“乐诵逆言”,立削二人官职。上意既决,刑狱酷烈:抚州千总卢鲁生被诬为首犯,受烙胸钉指之刑,屈打成招。乾隆虽觉案情漏洞百出,竟草草结案。十八年二月,卢氏父子三人皆斩;三月,南昌守备刘时达亦判秋决。史载“一人担罪,万人免殃”,然血染黄沙,冤魂夜泣,岂是盛世之音?
后人观之,当悟苏子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理。帝王执念如牢笼,官吏逢迎似枷锁,终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之悲。昔张三丰隐武当,授徒曰:“名利场中,一步踏错,万劫不复。”清廷以刀笔治天下,实乃自掘根基。
卢鲁生果真元凶乎?野史载真犯乃江宁布衣官贵震与其姻亲,然案结人亡,真相永埋尘土。此狱非为惩恶,实为固权,千人受戮,万姓寒心,终成康乾盛世之暗疮。司马光于《资治通鉴》有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读此史,当警醒:文字可载道,亦可焚身;治国之道,贵在容言,而非弭谤。杜牧《阿房宫赋》警世:“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此理亘古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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