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确实存在类似现代“城管”的机构,当时通过人性化的管理办法来解决占道经营问题,展现了古代城市治理的智慧。

从唐代长安到北宋开封,中国的大都会上演着官与民争夺城市空间的一幕幕大戏。唐朝时,长安城内宫城是皇帝起居和办公之所,皇城是中央官署集中区域,外郭城则主要为居民区、商业区和寺观。商业活动必须在指定区域内进行,每到入夜,鼓声响过,城门关闭,全城实行宵禁。没有官府特殊证明,居民不得在街上行走,违者受罚。长安城广阔,有人从城外归来,刚进城门便遇宵禁,只好躲桥下蜷缩一夜,待天明再返家。
这种封闭体制给居民生活和商品交易带来极大不便。唐朝中叶,随着人口膨胀和商业繁荣,占道侵街之举频发:居民凿墙破洞扩建屋舍至街道,将领占用执勤房舍翻修,小商小贩活跃于街市,即使宵禁时刻,街上依旧熙攘。负责街道管理的官员多次上书,下达拆迁令,强行拆除私建房屋,处罚涉案官吏。但由于人手有限,难以全面禁止。京城外如扬州,地处水陆要冲,工商业者云集,私建占道普遍,街道拥堵难行车。
这让我想起道家修行中吕洞宾的故事,他曾言:“无为而治,顺其自然。”唐朝高压管理如强行压制,反生弊端;宋朝则转向疏导,恰似道家智慧,在纷扰中求平衡。
到了北宋,官府立足发展经济,放宽政策。从《清明上河图》可见帝都繁华,街道两旁店铺林立,不再有固定市场,街旁、桥上、巷内皆可经商。宵禁废除,夜市接早市,商品丰富,食品多样,少男少女沿街品尝,从早至夜不重样,所谓“花阵酒池,香山乐海”,生机勃勃。
然而,管理宽松后,占道现象加剧。汴梁街道本就狭窄,店铺为招徕顾客,常向道路中间“挺进”,加上游人如织,交通拥堵可想而知。皇帝出行不再禁街,随行百官杂役“杂行道中”,士庶观者随扈从驰走,喧呼不禁。占道侵街带来诸多问题:交通拥堵不便出行;临街店铺侵占排水沟,致生态环境恶化;违章建筑多为木构,易引发火灾,汴梁多次大火,店铺连片烧毁,损失惨重;人员混杂,治安案件增加。
北宋采取人性化管理:缩小皇帝出行仪仗规模,减少对街道影响;谨慎对待违章建筑,关乎民生的不强拆;对贵族、官吏和商人非法占道,或强行拆除,或对因占道增加的利润征税。这正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纷乱中寻得生机。苏轼在《赤壁赋》中云:“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城市管理亦如此,变迁中需灵活应变。
城市扩大,人口增加,占道侵街屡禁不止。从唐朝高压到北宋引导,历史告诉我们,治理占道需疏堵结合,方能长治久安。今人可从中汲取智慧,在现代化进程中平衡秩序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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