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确实有身份证,不过形式和用途与今天大不相同。早在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变法时,就发明了“照身帖”——一块打磨光滑的竹板,刻有持有人的头像和籍贯信息。这算是最早的平民身份证明,若无此物,便被视为黑户或间谍,足见其重要性。

到了隋唐时期,官员们使用一种更精致的“鱼符”,用木头或金属制成,形状如鱼,分左右两片,上有小孔便于系挂。鱼符上刻有姓名、官职和衙门,材质因品级而异:亲王和三品以上用金,五品以上用银,六品以下用铜。朝廷还配以“鱼袋”,要求“符不离袋,袋不离符”,这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是一种制度约束。武则天当政时,鱼符一度改为龟符,后又演变为虎符、龙符等,功能也扩展至调动军队和任免官员。
明代时,嫌金属符携带不便,官员们改用“牙牌”,材质包括象牙、兽骨或木材,形似细长笏板,信息详细如超大号名片。常挂于腰间,故称“腰牌”。此时,身份证已从官场推广至社会,富户也开始持用。清代腰牌信息更丰富,甚至刻有面部特征以防冒用,同时官员还以“顶子”(帽珠)区分身份,材质从宝石到金属不等,普通百姓则只用绸缎帽结。富商为抬高身份,常花钱捐得“红顶”,衍生出“红顶商人”的怪象。
身份证明虽为世俗所需,却暗合道家“无为而治”之理。吕洞宾成仙前,曾游历人间,不执着于官位名号,只以一剑一葫行走四方。正如《道德经》所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外在的身份不过是浮云,真正的自我在于内心修为。张三丰隐居武当,不重官符,却以太极之道流传后世,恰如苏轼《赤壁赋》中“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意境——人生短暂,何必拘泥于虚名?
然而,历史上身份证明的演变也警示我们:过度追求外在标识,易生虚浮之风。清代“红顶商人”的兴起,便是身份与财富交织的产物,看似光鲜,实则背离了道家“清静无为”的本真。古人以符牌明贵贱,今人亦当反思:在证明自我时,莫忘内在的修为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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