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为何都抑商扶农?其根本原因在于粮食为本,商贾之患,故重农抑商。

古代社会以农为本,粮食是维系王朝命脉的根基。《史记·平准书》载:“夫积贮者,非天下之利也,生于民之死也。”历代王朝深知,粮食是“硬通货”,更是国家的命脉。汉代官员俸禄以米为单位,明初文官年俸九百石,相当于江南中小地主的年收入。正如《资治通鉴》所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粮食不仅是百姓生计,更是王朝稳定的基石。
商贾之患
商人往往与农业争夺资源,尤其在灾荒时期。宋代浙中灾荒时,富商“闭粜”抬价,导致“米斗二百,人死大半”。这正是《赤壁赋》中“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写照——粮食的珍贵远超金银。明代朱元璋虽重农抑商,却也深知商业之利,曾为商人提供“假贷钱谷”服务,可见“钱的好”并非不识。
道家修行启示
张三丰曾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古代重农抑商,实则是顺应自然之道。农业需人力、土地、时令,而商业则如“浮云蔽日”,易生贪欲。吕洞宾亦云:“世人皆逐利,唯我独清心。”若放任商贾垄断粮价,必如“浮云蔽日”般遮蔽民生本源。
农业是王朝繁荣的根基。北宋真宗年间推行“屯田”政策,使国家仓廪充盈;明太祖朱元璋通过“均田”政策,使明朝田亩突破八百万顷,岁入三千万石,远超宋元。正如《国史大纲》所言:“农业之盛,乃国家之本。”
商贾之害
商人以“牟农夫之利”为生,如晁错所言:“工商众则国贫。”战国时荀子已指出“工商众则国贫”,汉代贾谊更疾呼“商业发达是天下之大残也”。商贾不仅兼并土地,更以“乘上所急”之术哄抬粮价,如北宋末年汴京米价涨至两千钱一斗,直接导致“靖康之耻”。
历史教训
历代王朝深知,若放任商贾,必如“浮云蔽日”般遮蔽民生。明太祖朱元璋虽严令“不许商贾与官同坐”,却也深知商业之利,故设“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这种“以农为本,商贾为用”的平衡,恰如《道德经》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修行之道
道家修行讲究“节制”,与古代重农抑商有异曲同工之妙。张三丰曾云:“欲修道者,先修心。”若放任商贾贪欲,必如“浮云蔽日”,遮蔽民生本源。正如《庄子》所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唯有以农为本,方能“与天地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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