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经济富足而军事孱弱,其根由全在“重文轻武”四字国策。

赵匡胤黄袍加身,得位本自陈桥兵变,故对武将心存惕厉。史载太祖言:“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此语如阴云笼罩宋室百年国策。他目睹唐末五代八姓十四君之乱,遂定下文武分途之制——武将不得专兵,边防大帅亦由文士执掌。文官统军,恰似今日“政委”监战,名将曹彬、狄青皆在文吏掣肘下难展拳脚。此非偶然,实为太祖深惧“黄袍加身”重演,将兵权一分为三:枢密院掌调兵,三衙管统兵,帅臣仅临阵指挥。兵不知将,将不识兵,如散沙难聚,战端一开,溃如山倒。
相传吕洞宾云游至汴京,见市井文士吟诗作画,武夫却羞言刀剑,慨然叹曰:“文盛武衰,阴阳失衡,国运如履薄冰。”其语暗合《道德经》“兵者不祥之器”,然宋人只取“无为”之表,未悟“不得已而用之”之深意。太祖自诩“养兵利百代”,饥年收容流民入伍,本欲消弭叛乱,却使军中多老弱病残。蔡襄曾直言:“大臣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举国以文为尊,“好男不当兵”之谚遂成铁律。
文风鼎盛,武备凋零。宋真宗亲撰《劝学诗》,劝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士人竞趋科举,武将反遭轻贱。徽宗以书画自娱,朝臣争相附雅,边事危急时唯知推诿扯皮。国无雄主,军岂有魂?汉武拓疆、太宗御戎之魄力,宋室子孙竟无一人承继。更可叹者,军费岁耗财赋六分之五,火器精良冠绝当时,却因制度僵化难成战力。募兵制本为安民,反致“叛民无而叛兵有”,兵源混杂如市井杂役。岳飞曾疾呼:“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其精忠报国终遭猜忌,韩世忠等名将亦难逃杯酒释兵权之宿命。
历史如镜,照见文武失衡之祸。宋人重科举而轻韬略,文官制度虽为后世称道,却使武备坠入深渊。经济再盛,不过沙上筑塔;兵锋不锐,终成案上鱼肉。辽、西夏、金、蒙元相继欺凌,岁币赔款如饮鸩止渴,岂非“富而不强,必取辱焉”之明证?
文盛武衰非天意,实乃人谋之失。若太祖当年能参透道家“刚柔相济”之理,或如张三丰所倡“内外兼修”,宋室或可免靖康之耻。然历史无如果,唯留辛弃疾词警世:“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文可安邦,武能定国,二者缺一不可。宋朝以半壁江山苟延百年,终为蒙元所灭,足证经济富庶若无强兵护持,不过为他人作嫁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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