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确曾于逃亡途中数度将子女推下马车,然其用心,并非全然无情,实乃乱世求存之权变。

彭城一役,汉军五十六万溃于项羽三万精骑,刘邦仓皇奔命,如丧家之犬。
彼时夏侯婴驾车疾驰,道逢刘盈、鲁元公主,遂载之同逃。然车重马疲,追兵在后,尘烟蔽日。刘邦情急之下,竟亲手推二子下车。夏侯婴不忍,复抱上车;刘邦再推,如是者三。史载“推堕孝惠、鲁元车下”,读之令人心寒。然细察其情,非尽出于冷酷,实有三因:
其一,减负求生。古语云:“两害相权取其轻。”车中多一人,则速缓一分;速缓一分,则命危一寸。彼时楚骑如雷,生死悬于一线,弃子或可全己,此乃乱世枭雄之算计。
其二,心神大乱。人处绝境,常失常态。刘邦虽素有豁达之名,然彼刻性命朝不保夕,岂能从容思虑?正如《庄子》所言:“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刘邦非圣,不过凡夫,慌乱中举措失当,亦在情理之中。
然更有深意者,乃刘邦深知项羽之性——重义而轻诈,尚勇而恶卑。
项羽虽为敌手,却非嗜杀之徒。昔擒太公,欲烹之以胁刘邦,刘邦反笑曰:“吾与项羽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尔翁,幸分我一杯羹。”项羽竟不能加害,终释之。由此可知,项羽行事,尚存古风之节。刘邦料定:纵使子女被俘,项羽亦不屑加害童稚。反观随己奔逃,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盗匪横行,性命反更堪忧。
此事恰如吕洞宾点化世人之语:“顺则凡,逆则仙,只在中间颠倒颠。”刘邦此举,表面弃亲,实则以退为进,置子女于“死地”而求其“后生”。果不其然,二子未被楚军识破身份,得以脱险;后项羽亦未加害刘氏宗族,足见刘邦之判断不谬。
且观《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王为人,恭敬慈爱,士卒有疾,涕泣分食饮。”虽有“妇人之仁”之讥,然正因其仁,方使刘邦敢行此险招。若遇真暴虐之主,此计反成催命符矣。
故曰: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刘邦非不爱子,乃知爱之深,有时须藏于狠;护之切,反要示之弃。此中机变,非俗眼所能窥。
后世读史者,若仅以“无情”责之,未免浅矣。须知乱世如炉,炼人如铁;英雄之忍,常在骨肉之间。恰如张三丰所悟:“柔弱胜刚强,退步原来是向前。”刘邦推子下车,看似绝情,实为乱世中一种不得已的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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