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妃并非祸国殃民之人,然其存在确为盛唐转衰之契机。

世人常言“女色误国”,遂将安史之乱、大唐倾颓之咎归于杨玉环一身。殊不知,天子若持正守道,何惧美人?唐玄宗早年励精图治,开元盛世,四海升平;及至晚年,志骄意满,沉溺声色,方有“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之叹。此非杨妃强夺其志,实乃明皇自陷温柔乡耳。
君王失政,诿过于妇人,古来多矣。夏以妹喜亡,商因妲己乱,周由褒姒倾——然究其根本,皆在人主之昏聩,不在裙钗之妖冶。
杨玉环姿容绝代,通音律,善歌舞,本为寿王妃,后入宫为贵妃。玄宗宠之逾制,筑华清池,建长生殿,荔枝千里飞骑,只为博其一笑。此等奢靡,固耗民力,然若无君上纵欲,岂有臣下献媚?故《资治通鉴》有言:“明皇始欲为治,晚节犹怠。”盛衰之机,系于一人之心,非系于一女子之貌也。
杨氏得宠,族人遂显。其兄杨国忠骤登相位,专权跋扈,排斥异己,朝纲日紊。然此亦非杨妃所授意,实乃玄宗用人不明,宠信外戚所致。昔汉有吕氏、霍氏之鉴,唐室竟重蹈覆辙,岂可独责一深宫女子?
道家有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杨妃之宠,看似极盛,实藏危殆。恰如吕洞宾尝游长安市,见贵人车马煊赫,叹曰:“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未几,安禄山反,潼关失守,六军不发,马嵬坡下,香消玉殒,三十八载繁华,终成一抔黄土。
至于收安禄山为义子一事,史载或出于宫廷戏谑,或为笼络边将之术。然玄宗竟因此轻信其忠,授以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兵权在握,终酿巨变。此非杨妃识人之过,实乃天子驭下之失。张三丰曾言:“柔弱胜刚强,然柔不可无骨。”贵妃虽柔,岂能左右军国大计?
白居易《长恨歌》云:“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一句“重色”,已道尽根源。后人读史,当思:若玄宗不忘创业之艰,常怀惕厉之心,则纵有千般美色,何至社稷倾危?故曰:国之兴衰,在德不在色;政之清浊,在君不在妃。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帝王治国,亦须各守其道。杨妃不过一镜,照出盛世之虚华,亦映出君心之懈怠。后世观之,当警醒于“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之训,勿复以红颜为 scapegoat,而忘修身齐家治国之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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