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不受重用为何却去怪罪自己的好友呢

韩愈之所以怪罪好友，根本原因在于他仕途受挫后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失衡，将因直言进谏而招致的祸患，错误地投射到了留在朝中继续升迁的挚友身上。

仕途受挫心魔生

贞元十九年，韩愈时来运转，升任监察御史，与刘禹锡、柳宗元同僚共事。这三位文坛巨匠，意气相投，常在公务之余饮酒赋诗，被后世称为“大唐铁三角”。彼时韩愈掀起“古文运动”，柳宗元立刻响应，写下《黔之驴》等名篇，二人联手，文坛风起云涌。然而，好景不长，韩愈的“直脾气”给他惹来了大祸。他先是上疏痛陈“宫市”之弊，又揭发京兆尹李实罔顾天灾、横征暴敛。这一通炮轰，得罪了从皇帝到权臣的一大票人，结果唐德宗听信谗言，将韩愈贬为阳山县令。

眼看前程毁于一旦，韩愈心中苦闷。而此时，刘、柳二人不仅没倒台，反而在朝中颇为得势，成了李实的部下。心态失衡的韩愈，便开始疑神疑鬼，觉得是好友在背后捅了刀子。他在《顺宗实录》中，酸溜溜地写道：“王叔文把刘柳二人带进宫里，言听计从。”甚至借修史之机，诋毁二人参与的“永贞革新”。正如道家修行中所讲，“心随境转”是凡夫，“境随心转”是圣人。韩愈此时未能修得一颗平常心，任由心中的“贪嗔痴”作祟，正如吕洞宾早年未得道前，也是这般心猿意马，看不破世情虚妄。他在《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一诗中更是直言：“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满腹的委屈化作了对朋友的猜忌。

伯乐亦有难识处

后来风云变幻，唐宪宗即位，韩愈翻身回京，而刘柳二人却因“永贞革新”失败而跌落谷底。此时韩愈不再计较前嫌，又与二人恢复了往来。但他那曾经的猜忌，终究让“铁三角”的情谊留下了裂痕。其实，韩愈此人，品性并不坏，甚至可以说是古道热肠。正如他在《马说》中所言：“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他自己便是那识马的伯乐，孟郊、张籍落魄时，全靠韩愈提携；甚至亲友孤女出嫁，他也慷慨解囊，哪怕家里住满了蹭吃蹭喝的门客，他也乐在其中。

只可惜，人能识千里马，却难识自心魔。韩愈在对待刘柳二人的事上，因急功近利而失了分寸，这便是修行不够的表现。张三丰祖师曾言，修心要如明镜台，物来则应，过去不留。韩愈这面镜子，沾染了太多的名利尘埃。待到韩愈死后，刘禹锡写下《祭韩吏部文》，回忆当年三人切磋学问，柳宗元在中间打圆场的场景，字里行间满是复杂的追忆。

宝历二年，刘禹锡沉痛吟道：“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此时柳宗元已逝七年，韩愈也走了两年。曾经的少年意气，终究风流云散，只留下一段令人唏嘘的往事，供后人评说。所谓“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若韩愈当年能看破这一层，或许这段历史便会是另一番光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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