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禁娼之所以越禁越盛,根本在于“利”字当头且“欲”壑难填,加之制度虽有形而人心无界,终究是法不责众,且朝廷亦需此“脂粉钱”以充国库。

说起这风月场中的事,自古便有。相传早在尧舜之时,便有“朋淫于家”之说,甚至夏桀之时已有蓄妓之风,可谓源远流长。到了大明洪武年间,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这位出身草莽的皇帝,心里那本账算得极精。他为了充实国库,也为了安抚四方商贾,竟在秦淮河畔动了番脑筋,开设了“富乐院”,这便是官办的“国立妓院”。后来觉得不够,又命工部建起“十六楼”,令官妓在其中以此招待商贾。
太祖的本意,是想让商人们多掏腰包,给国家挣点“外快”。于是定下铁律:
“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许入院,止容商贾出入院内。”
若是官员敢去,按《大明律》是要打六十大板的。可这世间的事,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洪武初年,天下初定,大富商贾寥寥无几,这十六楼里转悠的,反倒多是那些手握权柄的官员。他们白日里处理政务,夜晚便沉醉于温柔乡,政务荒废,风气日坏。到了洪武二十一年,中书庶士谢缙看不下去,上了一道万言书,请求“禁绝倡优”。太祖这才下诏改革,规定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亦终生不得叙用。这手段不可谓不狠,可惜太祖一去,这规矩便成了摆设。官员们下班后依旧直奔十六楼,饮酒作乐,好不快活。
这股歪风直到宣德皇帝手里才算是碰上了硬钉子。宣德皇帝是个明白人,眼见文武百官纵情声色,朝纲不振,便动了真格。他下令两京十三省的所有“官办妓院”一律关停,还拿那位流连风月场所的左都御史刘观开了刀,将其流放,以此杀鸡儆猴。这一招确实奏效,官妓制度在表面上算是销声匿迹了。
然而,
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官妓虽废,人性的欲望却并未随之消亡,反而像压紧的弹簧,反弹得更加猛烈。
宣德帝一走,娼妓之风迅速死灰复燃,且比往日更甚。没了官办的,民间的“市妓”和“私妓”便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万历年间,有官员曾感叹:“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甚至连京师的教坊司都收起了“脂粉钱”,朝廷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何这禁令反而成了催化剂?细细想来,无非三个缘由。
其一,朝廷的纵容与贪婪。太祖开了头,宣德虽禁了官妓,却未禁私娼,反而在客观上促进了民间妓院的繁荣。到了中后期,朝廷财政吃紧,这风月场所带来的“脂粉钱”成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既可充盈国库,又可博得一时太平,何乐而不为?
其二,市场经济的推波助澜。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资本主义萌芽初现。富商巨贾手握重金,自然需要消遣之所;而贫苦百姓为了生计,卖身求存,这也成了一种无奈的“供需平衡”。
其三,文人学士的推波助澜。那时候的文人,狎妓成风,竟被视为一种“雅事”。他们以此为题,吟诗作赋,留下了无数传世的佳作。正如杜牧诗云: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这秦淮河畔的灯火,映照出的不仅是欲望,更是那个时代文人精神的某种寄托与空虚。道家纯阳子吕洞宾曾作诗警世:“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这道理虽深,但在那繁华迷眼的明朝,又有几人能真听得进去?
人心若是不定,纵有严刑峻法,也难堵那滔滔欲壑。
这明朝的禁娼闹剧,说到底,不过是一场人性与利益的博弈罢了。本文地址:http://www.dadaojiayuan.com/lishitanjiu/33797.html.
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本站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通知我们(管理员邮箱:douchuanxin@foxmail.com),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