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帝以雷霆手段严惩舞弊考官,不仅整肃了清初科场风气,更以儆效尤,为王朝统治树立了“以法治考”的标杆,其影响贯穿康雍乾三代。

丁酉年(1657年),清世祖顺治帝亲政的第五个年头,科举乡试如常举行,却未曾想,一场席卷朝野的风暴正悄然酝酿。所谓乡试,乃各省省城(含北京)之选士大考,中式者称“举人”,方有资格赴京会试。然这一年,天子脚下的顺天府与江南贡院,接连爆出舞弊丑闻,令初入关中的清廷颜面尽失。
最先引爆的,是顺天府乡试。放榜之后,给事中任克溥上奏直指考场积弊:“贿公行,关节遍布。”顺治帝素以“勤政”自诩,闻奏立遣重臣查办。案情很快水落石出——五位考官、两名举人收受贿赂,公然舞弊。顺治帝毫不留情,当即下令将七人处斩,以儆效尤。然尘埃未定,江南乡试的丑闻又起。
彼时江南文风鼎盛,书坊刊刻的《万金传奇》已在市井流传,书中以戏谑笔锋讽刺科场黑幕:“关节打通,白丁可中举;金钱开道,寒门变青云。”御史们纷纷上奏,矛头直指主考官方猷与副主考钱开宗。御史们指出,主考官方猷与少詹事方拱乾素有联宗之谊,便借机录取方拱乾之子方章钺,“联宗有素,乘机滋弊”。一时间,江南士子哗然,朝野震动。
恰如道家所言“无规矩不成方圆”,科场乃国之选才重器,若任由“规矩”崩坏,何谈“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此句,道尽了历代帝王对科场的期盼。而舞弊之风,恰如毒瘤,侵蚀着王朝的根基。
顺治帝闻讯勃然大怒。顺天府舞弊已令他颜面无光,江南竟也敢效仿?作为入关伊始的满洲君主,他深知,科场乃天下士子进身之阶,若此途污浊,何谈人心归附?王朝根基,恐在科场弊端中松动。他当即下旨:革去方犹、钱开宗等二十名考官官职,押解入京;已中举的方章钺等考生,一并锁拿,听候发落。
刑部官员很快拟出判决,参照顺天案:“主考方犹拟斩,副主考钱开宗拟绞,同考官叶楚槐等遣戍尚阳堡,举人方章钺等革去举人。”然顺治帝览奏,却冷笑一声——这判决,太轻了。他想起张三丰祖师曾言:“打破执着,方见本来。”科场之“本来”,当是公平公正,而非营私舞弊。若不施以重典,何以打破这“执着”的舞弊之念?
于是,圣旨再下:主考官方犹、钱开宗“俱著即正法”;同考官叶楚槐等十七人处以绞刑,其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已病故的同考官卢铸鼎,亦“妻子家产籍没入官”;方章钺等八名考生“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
此令一出,朝野震动,“一时人心大震”。要知道,明清科场舞弊,向来“雷声大雨点小”,从未见有考官被处斩的先例。顺治帝此举,无异于向全天下宣告:科场舞弊,必严惩不贷!
果不其然,顺治的铁腕手段立竿见影——“科场弊端为之廓清者数十年”。直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江南科场再爆弊案,方才打破这一“纪录”。后世史家评曰:“世祖严科场之弊,使清初吏治为之一清,亦为康乾盛世之人才储备,扫清了障碍。”
这场舞弊案的处理,与其说是顺治帝的个人意志,不如说是新政权对“规矩”的重建。正如《道德经》所言:“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科场之“网”,唯有以“法”为纲,方能网罗真才,而非污垢。顺治帝用鲜血与雷霆,为清王朝的科举制度,立下了“公平”二字的不朽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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