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的北方土地广阔，为什么收成却很少呢

乾隆年间北方土地虽广，收成却少，症结不在天时地利，而在人之用心与否。

地广人惰，望天收成

乾隆三年（1738年），两江总督那苏图巡行至安徽凤阳、庐州一带，见原野辽阔，麦豆萎黄，心下疑虑。他亲履田畴，细察土色，发现庄稼枯瘦，并非地力全无，而是耕作粗疏。百姓“男妇半习嬉游，不事工作”，竟将农时荒废于嬉戏游乐之中。此风尤盛于凤、庐、颍、泗诸府，俨然成俗。

昔张三丰真人尝言：“一锄一饭，皆是道场。”农事本为立命之基，若心不在焉，纵有沃土千顷，亦如吕洞宾点石成金而人不识，终归虚掷。江北之地，家家拥地数十亩乃至百亩，以为“扬手撒种，坐待收割”即可糊口，遂不修沟渠，不储粪肥，不勤耕耘，唯听天由命，故民间有“望天收”之谚。

南密北疏，力聚功专

其实，此弊早有先声。前一年（1737年），河南巡抚尹会一奏称：同耕一亩，南方收以石计，北方仅以斗计。世人常归因于南人聪慧、地土膏腴，实则不然。江南地狭人稠，一户所耕不过十余亩，乃至二十亩为限，故“力聚而功专”，深耕细作，寸土必争。反观北方，地广人稀，一农动辄耕七八十亩，甚或逾百亩，贪多求广，精力分散，遂致“多种而少收”。

此非天灾，实乃人患。资源过剩反成懈怠之源，正如《道德经》所警：“多藏厚亡。”占地愈广，用心愈薄；用心愈薄，收获愈微。若不节制其用，纵有良田万顷，亦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却无人肯俯身理一垄禾苗，终是空忙一场。

古语有云：“深耕易耨，岁可再熟。”若效南方之法，限人均耕田不过二十亩，则人人自惜其地，必精灌、勤耘、积肥、筑堰，何愁仓廪不实？余地可植桑麻、养六畜，或造林蓄水，皆生财之道。如此，不惟粮产倍增，民风亦趋勤俭。

三百年前之鉴，今日犹新。凡资源丰沛之处，若无制度约束与精神自律，极易滋生“望天收”之惰性。官署冗员、机构虚设，亦如广种不耘，徒耗国力。故治国如治田，不在广占，而在精耕；不在多取，而在善用。诚如东坡《赤壁赋》所叹：“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然若心不在焉，纵天地馈赠，亦成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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