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之所以未在秦汉之交趁中原内乱南侵,实因彼时其自身亦深陷草原统一之战,无暇南顾。

世人常言,楚汉相争、天下大乱之际,匈奴若挥师南下,中原或难一统。然观其时势,匈奴非不欲也,实不能也。彼时蒙古草原之上,部落林立,“各分散居溪谷,自幼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然莫能相一”。匈奴虽号为强部,却夹于东胡与大月氏之间,左右受敌,如履薄冰。
《史记·匈奴列传》载:“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然不论其源出何处,其兴于阴山之麓,成于兼并之烈。战国末年,赵将李牧大破匈奴十余万骑,使其十余年不敢南窥;及至秦始皇遣蒙恬北击,收河套、筑长城,“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此二役重创匈奴元气,使其深知中原非可轻取。
然真正牵制匈奴者,乃其腹背之患——东胡与大月氏。秦末乱起,中原烽火连天,冒顿单于却正于北疆厉兵秣马,图谋一统。其父头曼单于曾欲借大月氏之手除之,遣冒顿为质,旋即攻月氏,意在借刀杀人。冒顿闻讯,盗马夜遁,归而练兵,制鸣镝为令,凡不随射者斩。终有一日,鸣镝直指其父,左右齐发,头曼遂毙。此非仅父子之仇,实乃草原霸业之始。
冒顿既立,先破东胡,后击大月氏,尽收其地,遂成草原共主。此时,刘邦已平项羽,汉室初立。韩王信徙太原以北,守边不力,反与匈奴通谋,终致白登之围。高祖亲率三十二万众,轻进至平城,为冒顿四十万骑所围七日,几不得脱。自此,汉匈百年战端始开。
然细思之,若匈奴早于楚汉之际南侵,未必能得其利。中原虽乱,民心思定,且六国旧将、地方豪强皆有抗胡之志。反观匈奴,若未先定草原,贸然南下,恐腹背受敌,反遭覆灭。故冒顿之智,在于先安内而后图外,此正合《易》所谓“君子以治戎为先,安内乃可攘外”之理。
道家有言:“知止而后有定。”吕洞宾尝云:“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冒顿忍辱负重,先肃清内患,再伺机南下,恰如张三丰论武:“后发先至,静以制动。”匈奴之不乘秦末之乱,并非怯懦,实乃深谙时势之机。
故曰:天下之势,不在一时之隙,而在全局之衡。匈奴未趁中原内乱而南侵,非失机也,乃待其机也。待其一统漠北,汉室初建未稳,方举兵南下,此乃兵家之深谋,亦为历史之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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