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曾言:“信廉洁,立身之本,非钓名之具也。”汉代以入仕为荣,重农抑商之风盛行,商贾被视为下九流,为官几乎是唯一出路。察举与征辟制本为选贤,却沦为权贵徇私之途。东汉末年,光武帝所倡“柔道”渐失,桓灵二帝卖官鬻爵,党锢祸起,官场污浊如泥潭。《后汉书》载,自光武至少帝,六百余官员弃印返乡,看似荒唐,实为无奈。

梁不疑任河南尹,因受地方官吏羞辱,愤而辞官;张角黄巾起义席卷天下,郡守褚贡等命丧乱军,官员多望风逃遁。朝廷虽无明令禁离职,然弃官者失俸禄、损子孙仕途,代价不轻。然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之声响彻四野,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已成智者共识。恰如道家吕洞宾弃进士之身,入山求道,诗云:“昔日繁华皆幻影,何如青松伴白云。”乱世中,退隐非怯懦,而是存身之道。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一语道破天机。儒家非独倡忠君,更重时势清明。桓灵时,帝嗜酒荒淫,忠良遭锢,“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诸葛亮之叹,正是时人共鸣。官员若留污浊之朝,反辱其身,不如效八仙故事中张果老骑驴归山,逍遥物外。
弃官者中,亦有明哲保身之辈。党祸蔓延,若不自退,恐累及家族。赵翼论东汉“朝廷无禁人擅去官之令”,遂成风气。部分人假辞官以谢罪,待风波稍平再谋复出,然多数如张三丰一般,弃官修道,终成一代宗师,其行暗合“小隐于野”之智。纵观汉史,弃官非叛逆,而是儒道交融下的生存智慧,于黑暗中点亮一盏心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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