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确实有身份证,但形式与现代迥异,主要通过特殊凭证来证明身份,这背后蕴藏着深厚的历史智慧。

当我们享受现代社会便捷的线上支付时,离不开身份证信息的验证;近些年,各行各业不断完善实名制,身份证已成为衣食住行不可或缺的部分。毫不夸张地说,身份证是公民生活工作的重要保障。但在古代,古人如何证明自己?这并非人人所需,而更多是针对特殊人群。
身份的识别,现代社会尤为重要,随着科技发展,验证变得简易,甚至一根头发或面部识别就能完成。可在遥远的古代,证明自己却非易事。对于整日扎在地里的民众而言,有没有身份证其实区别不大;但对于进京赶考的学子,如何证明身份,便让人头疼。在没有照相功能的时代,人们只能凭借简单的文字描述来判断长相。通缉罪犯时,主要做法也是文字加图画:文字描述面部特征,如一颗痣或双眼凹陷;图画则根据目击者描述简略画出基本造型,难以百分百还原。此外,没有电脑的古代,查询过去档案全靠问话,文字记载几乎不存在。
某种技术的发展,往往跟随社会需求而产生。古代身份证之所以不受重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古人很少用到它。毕竟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生活圈很小,抬头便知谁家猫生仔、谁家女儿嫁人。真正需要身份识别的人群相对有限,身份证明并不针对大众,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对特殊人群进行。因此,官方在技术和资金上的投入,相对较低。
官员走马上任,便需证明身份。这关乎政令传达和公务执行,若有人假冒,在民间为非作歹,不仅损害百姓财产,更直接动摇朝廷权威。于是,出现了两种方式:一是敕牒,类似委任书,印有朝廷吏部盖章,民间难仿造;新到地方的官员凭此证明职务,正式上任。另一种则是告身,由专门管理部门颁发的官员凭证,用绫巾制作,材质独特,民间罕见,仿造极难。告身上写明姓名、年龄、籍贯及长相描述,颇有现代身份证的雏形,独一无二,即便被偷,他人也无法冒用。
唐朝政府在此基础上,增设“牙牌”和“鱼符”作为官员身份证。这小鱼符的材质,取决于职务高低:职位越高,材质越昂贵,三品以上官员甚至用金制成。正如《资治通鉴》中所言,“符信之制,所以明贵贱、辨真伪”,古代身份证不仅是个体证明,更是社会秩序的缩影。
说起身份证明,不禁想起道家修行中的故事。吕洞宾云游四方时,常以剑符示人,这剑符不仅是法器,更是一种身份象征。相传他遇张三丰,两人无需多言,只需出示各自符信,便知同道中人。这就像古代“符”的运用:春秋战国时期,开国将军姜子牙发明“符”,首次用于战场。行军打仗时,兵分两路,怕认错人,姜子牙将符一分为二,友军相遇时,两张符若能无缝连接,则说明是自己人——这正是“符合”一词的由来。
当时伪造符难上加难,既无合适材质,也缺印制工具,因此见“符”如见人。姜子牙还发明鱼符、龟符等,唐朝则将号令群雄的虎符改为鱼符,分巡鱼符和交鱼符,在行军打仗中作用类似。将军们通常将一张符存于朝廷作为档案,另一张随身携带,这便是统领军队或证明身份的唯一方式。佩戴鱼符,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正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每人都有独特信物,以证真身。
古代身份证的发明和发展,从符到告身,体现了古人应对身份验证的智慧。它不像现代科技般便捷,却融入了材质、文字和制度的精妙设计。回望历史,我们或许能从中汲取灵感:身份证明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反映。正如南怀瑾先生在《易经杂说》中提及,“变易之中,有不易之道”,古代身份证的演变,正是这“不易之道”的体现——在变化中寻求稳定,在简单中蕴含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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