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通过暗中派人向大臣赠送银两,以此试探其廉洁,一旦收受便严惩不赦,这便是他“钓鱼执法”的权术,揭示了这位帝王多面性格中的严苛一面。

隋文帝杨坚在历史上以政绩卓著著称,但鲜为人知的是,他实则是一位被时光掩埋的“多面皇帝”。开国帝王大多知晓创业艰辛,但如杨坚这般俭朴成性的却不多见。早在北周为官时,他便生活简朴,即便位极人臣、辅弼朝政,依旧不改本色,并将俭朴之风推行至全朝。登基后,他以“成由俭、败由奢”为座右铭,身体力行。内宫或许是历代最简陋的——后妃宫女的衣饰用具有严格供应制度,破损必补缀再用;杨坚饮食简单,除宴会外每餐至多一小盘肉;寝宫全用布幔布帐,摒弃金玉器玩。某刺史进献精美绸缎,他竟下令当殿焚毁,以此阻绝官员进献。文帝一朝,上自王公下至商贾,俭朴蔚然成风。
然而,俭朴的隋文帝也有奢侈的暗流。北周都城长安因战乱残破,杨坚为彰显新朝气象,择地营建新都,耗费不少钱财。公元593年,他又下令修建仁寿宫,工程由亲信杨素负责。杨素为讨欢心,大发役夫削山填谷,搞得百姓怨声载道。杨坚起初不悦,但见宫殿豪华气象后立即笑逐颜开。四年后,他再兴土木,从京城至仁寿宫连建十二所行宫,人力物力耗费可想而知。这俭与奢的交替,仿佛道家修行中的阴阳变幻,吕洞宾曾云:“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杨坚却未能全然超脱,权位之下心性渐显波澜。
杨坚每日坚持上朝听政,常遣使者采听风俗,体察民情。即位初,他将五千头官牛分赐贫农,多次推行轻徭薄赋之政。关中饥荒时,百姓食豆屑杂糠,他涕泪俱下,撤御膳、戒酒肉达一月之久;泰山封禅途中遇饥民,他令警卫不得驱逐,让饥民与御仗同行,险路必令左右帮扶。这些举措,颇有《史记》中仁君之风,但杨坚治国并非纯赖儒家德政。
他深谙法家理论,以势立威、以术御臣、以法矫弊,却逐渐显露喜怒无常之态。登基后,猜忌严苛之性暴露无遗——常于金殿杖责忤逆者,大臣无论过失皆可能无端受罚,人心惶惶。为查贪污,他竟行“钓鱼”之计,暗派人送钱帛,有上钩者立处死刑。对朝臣如此,对百姓更视如草芥,颁严苛法令。杨坚用峻法防腐败犯罪,但自身却置法律于不顾,凭好恶草菅人命,不免有暴君之嫌。这令人想起《资治通鉴》所载:“法者,国之权衡也。”然杨坚以术乱法,恰如八仙故事中张果老倒骑驴,看似前行实则背道。
在治国上,杨坚确有“大手笔”。为巩固中央集权,他在政治、经济、科考方面推行系列改革,成效卓著。但创新之余,他破坏了一项根深蒂固的旧制——嫡长子继承制,铸下大错。封建王朝乃“家天下”,依宗法父子相传,有贤能继承人是基业绵延关键。杨坚废长立幼,舍弃仁厚长子杨勇,反被巧言令色的次子杨广迷惑,改立其为太子,终致隋朝二世而亡。这抉择,仿佛《明朝的那些事》中所述,权谋往往掩埋了初心,而历史总以血泪书就教训。
杨坚的“钓鱼执法”,实则是其多面性格的缩影——俭朴与奢侈交织,仁政与严法并存。他如道家修行中的张三丰,柔中带刚,却难逃人性执念。后世读史,当引以为戒:权术虽可驭一时,德法相济方能长久。正如古语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杨坚之治,终在奢俭与宽严的失衡中,埋下了王朝倾覆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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