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城计之所以成为千古奇谋,正在于它超越了兵法的诡诈,直抵人心的博弈。《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坐守空城,焚香抚琴,司马懿兵临城下却引兵而退,这看似荒诞的情节,实则藏着两位智者间最深刻的较量。

建兴六年,街亭失守,诸葛亮被迫退守西城。彼时司马懿十五万大军压境,城中兵力不足万人,众将皆惊,独诸葛亮传令“大开四门,每一门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他自身披鹤氅,戴纶巾,携二小童于城楼焚香操琴,神态自若。司马懿远望城楼,见“笑容可掬,焚香操琴”,竟下令全军速退。其子司马昭不解:“莫非无军,故作此态?”司马懿叹曰:“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若进中其计矣。”大军既退,诸葛亮抚掌而笑:“此人料吾生平谨慎,必不弄险;见如此模样,疑心而起,所以退去。”
这哪里是兵法较量,分明是心性比拼。司马懿何尝不知城中空虚?他一生与诸葛亮周旋,深知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执着,更明白自己在曹魏政权中的处境——曹操曾言“司马懿鹰视狼顾,不可付以兵权”,他若灭了诸葛亮,于曹魏而言便失去牵制,自身亦难保全。所谓“料其有伏”,不过是给彼此留有余地的体面。恰如道家所言“知白守黑”,司马懿的退,是“知其雄,守其雌”的智慧,是乱世中保全自身的修行。
想起张三丰创太极拳时,讲究“以柔克刚,后发制人”。他曾在武当山观蛇鹊相争,蛇盘曲如虚,鹊啄击如实,最终蛇以静制动,鹊不得而退。司马懿的退兵,恰似这蛇之盘曲,不争一时之实,而谋长远之虚。他与诸葛亮,一个如道家之“无为”,一个如儒家之“有为”,在空城楼上完成了一场心照不宣的“道术之争”。
空城计的惊险,源于街亭的失守。建兴五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看中街亭“咽喉之地”的战略地位,派马谡镇守。马谡自幼熟读兵书,曾言“用兵之道,攻心为上”,却在街亭犯了“纸上谈兵”的大错——他弃水源而登山扎寨,副将王平苦谏不听,曰:“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司马懿大军至,却断其水道,放火烧山,蜀军大乱,街亭遂失。
《孙子兵法》有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马谡熟读兵书,却不知“兵法无定,随机而变”的道理,恰如吕洞宾三戏白牡丹时所言“世人皆寻长生诀,不知大道在平常”。街亭之败,败在“执著”二字——马谡执著于兵书之“形”,诸葛亮后来亦叹:“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
街亭失守,令诸葛亮“垂泪斩马谡”,也使第一次北伐“功败垂成”。蜀汉本因夷陵之战元气大伤,此番再败,更难恢复元气。曹魏自此加强防备,郝昭守陈仓,诸葛亮再难寻战机。正如杜甫《蜀相》所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的北伐,终究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而空城计的惊险,恰是这执着中最无奈的一抹亮色。
历史从无如果,只有因果。空城计的“虚”与街亭的“实”,交织成三国最耐人寻味的棋局——司马懿以退为进的“藏”,诸葛亮以少胜多的“险”,终究都逃不过“盛极必衰”的天道。正如老子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空城计的侥幸,何尝不是北伐的伏笔?街亭的惨败,又何尝不是空城计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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