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抬大轿之制,在清廷为三品以上京官、钦差及总督巡抚所专享。

《隋书·礼仪制》载:“今辇制像轺车而不施轮,用人荷之。”
此等无轮而行之器物,自夏禹“予乘四载”之时便已初现端倪。清代承袭前朝规制,却将乘轿之礼推至极盛,八人共抬的礼舆,实为帝王威仪的具象延伸。然游牧出身的满清皇族,却独设禁忌于皇族子弟——贝勒贝子辈需骑马不得乘轿,以此维系骑射传统。乾隆帝曾谕:“骑射乃我朝根本,若习安逸,必失国本。”此等铁律,连年迈老臣亦需恪守,唯有病弱者方允乘二人小轿。雍正年间,军机处总办鄂尔泰曾奏云:“京师百官云集,若皆乘八抬大轿,恐伤国体。”遂定三品以上京官始得使用。然此制亦非铁板一块,乾隆朝总督杨应琚赴滇,朝廷特许其携八抬大轿入滇,以示天朝威严。地方督抚虽得享此礼,却需自备轿夫薪金,雍正帝诏曰:“俸禄所出,皆民脂民膏,岂可妄费?”致使不少清廉官员宁乘马车。
忽忆吕洞宾《百字碑》云:“抱元守一,炼尽阴滓。”
观福康安僭越之举,恰如仙家所言“阴滓未净”。此宠臣恃乾隆恩宠,竟用三十六人轮抬之轿,轿夫各骑快马随行换班,其奢靡之态,直如道家所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然此等逾制行为,因圣眷正隆,终未获罪,恰似张三丰所言:“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却也需看破“漏”者何人。光绪年间,宜昌总兵李有恒违制用轿,终被革职查办。
此案如警钟长鸣,警示后人:权贵之尊,亦需规矩以束。左宗棠由陕甘总督入京为军机大臣,虽官阶不降,却需改乘四人小轿,此中冷暖,恰如《论语》所言:“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至同治年间,国库空虚,京官俸禄屡减,八抬大轿更成遥不可及之想。史载某御史曾讽:“今之京官,乘马者多,乘轿者寡,非其不爱排场,实囊中羞涩耳。”此般境况,倒与道家“大道至简”之理暗合——当奢华之风被现实之石击碎,方知简朴才是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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