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为何说宋仁宗时期是“最好的四十年”

千古史册中，少有帝王能得史家“仁”字谥号，宋仁宗赵受益却独享此誉。

盛世之相

庆历三年春，汴梁城内紫宸殿前，御史中丞包拯当朝唾面，直斥仁宗后宫宠宦。这位以刚直闻名的龙图阁大学士拂袖而去，皇帝却端坐御座，半晌未动声色。这般君臣相待的典故，恰是《资治通鉴》所载“仁宗朝野”最鲜活的注脚。

彼时大宋，文风鼎盛。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尚未发轫，苏轼、苏辙兄弟尚在蜀地读书，但韩琦、富弼等名臣已各据要职。枢密副使富弼曾言：“今之士大夫，俸禄三倍祖宗之制，而升迁之速，若流水赴壑。”这般“养士”之政，使得士林风骨得以绵延四十年。

吕洞宾游历中原时，见汴京市井间书肆林立，诗酒唱和之声不绝于耳，曾题诗云：“浮云不系身，醉卧桃花岸”。这般洒脱气度，恰似宋人对仕途的从容。

内忧暗涌

然富弼临朝奏对时的一声叹息，却揭开了这锦绣帷幕后的真实面貌。庆历年间，三十余州府盗贼纵横，竟有悍匪公然劫掠州库，兵部案牍上“昼劫”二字刺目惊心。此情此景，令铁血宰辅夜不能寐。

细究其因，恰如张三丰所悟“虚静之道”——表象愈盛，根基愈虚。田赋苛重，名目繁杂至“牛皮税”“农具钱”等十数种，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农人纳赋竟需携带“算筹以计百税”。更有劳役之苦，农忙时节差役征发，致农户“一役倾家”。

司马光《资治通鉴》记：“民多逃亡，田畴荒废。”这般流民啸聚，终成富弼所惧之“盗贼”。而禁军十万八千，兵器八成窳败，田况亲见骑兵挽弓不过五斗，箭矢坠地如雨，此等军备，焉能御敌？

昔年赤壁江头，东坡居士叹“寄蜉蝣于天地”，今日汴河畔，却见百姓如蜉蝣般挣扎求生。韩琦上疏直言：“官俸岁增，兵饷日厚，然所取皆自黔首。”这般剜肉补疮之政，终成王朝隐疾。

仁宗朝之“最好四十年”，恰似八仙过海时吕洞宾所炼金丹——表面光华流转，内里却暗藏火毒。正如《国史大纲》所言：“治世之弊，往往伏于盛世之中。”这段历史留给后人的，不仅是《清明上河图》的繁华，更是警钟长鸣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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