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惨遭李渊抺黑，更被后世严重低估

隋炀帝并非如后世所传那般昏暴，其功绩被李渊抹黑，历史评价严重低估。

说起隋炀帝杨广，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总逃不开“暴君”“亡国之君”的标签。仿佛他生来便带着亡国的宿命，沉迷酒色，横征暴敛，最终让强盛一时的隋朝二世而亡。可若拨开千年的迷雾，细看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便会发现，历史的笔锋往往被权力染上浓重的偏见。

功在千秋：被遮蔽的文治武功

隋炀帝在位不过十四载，却干下了两桩足以影响华夏千年的大事。其一，是创立科举制度。在此之前，门阀世族垄断朝政，寒门子弟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也难有出头之日。杨广登基后，力排众议，设立进士科，以试取士。这不仅是选官制度的革新，更如一道惊雷，劈开了阶层固化的铁幕。后世无数读书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源头皆在此处。恰如唐代诗人皮日休所咏：“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这诗虽言运河，却暗合科举之功，若无这打破门第的创举，后世又何来“共禹论功”的盛景？

其二，便是贯通南北的大运河。隋朝之时，江南鱼米之乡与中原政治中心，因山川阻隔，物资运输艰难。杨广征发百万民夫，以洛阳为中心，开凿出一条南起余杭、北至涿郡的千里水道。运河贯通后，“商旅往还，船乘不绝”，南北经济文化得以深度融合，彻底终结了自魏晋以来南北分裂的隐患。这工程之浩大，不亚于大禹治水，可民间却流传着“运河尸骨堆成山”的怨言。为何？只因李渊父子在起兵反隋时，为将自己塑造成“替天行道”的义师，便将运河之功贬为“奢靡享乐”，将民夫之苦归咎于“昏君无道”。

这让我想起吕洞宾“点石成金”的典故。相传吕洞宾遇一贫苦樵夫，随手点石成金，樵夫却不屑一顾，只想要“点石成金的手”。隋炀帝的功绩，恰如那成金的石头，当时只被视作劳民伤财的负担，千年之后，人们才惊觉这“石头”里藏着怎样的宝藏。

抹黑与真相：李渊的舆论战

李渊为何要抹黑杨广？说到底，是“师出无名”的困境。作为隋朝旧臣，若以臣弑君，必背上乱臣贼子的骂名。于是，他联合关陇世族，编织了一张“杨广荒淫无道、民不聊生”的大网。史书由胜利者书写，李渊称帝后，命房玄龄等人修撰《隋书》，自然将杨广描绘成十恶不赦的暴君。那些曾经的丰功伟绩，要么被刻意忽略，要么被歪曲为“亡国之举”。

道家有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当权力成为评判历史的标准，真相便成了牺牲品。隋炀帝开运河、修长城、征高句丽，哪一项不是耗费民力？可若细究其因，北御突厥、东征高句丽，何尝不是为巩固边防？只是这些功业，在“马上得天下”的李渊看来，自然成了“穷兵黩武”的罪证。

张三丰曾言：“顺境修德，逆境修道。”历史亦然。杨广身处盛世之巅，却不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李渊深谙舆论之道，以“仁义”为旗，夺得了江山。可叹千年过后，人们仍被那层“暴君”的迷雾遮蔽，看不到一个帝王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功绩。

历史从非非黑即白，隋炀帝的悲剧，不仅在于他个人的刚愎自用，更在于胜利者书写的铁律。当我们再次提起这个名字，或许该问一句：被抹黑的，究竟是一个帝王，还是一个时代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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