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八抬大轿,乃三品以上官员及钦差大臣专属仪仗,非权贵莫能坐,规制森严,尽显等级之别。

轿子者,古之“无轮之车”也。《隋书·礼仪制》载:“今辇制像轺车而不施轮,用人荷之。”其雏形可溯至夏禹治水,《尚书·益稷》大禹自述“予乘四载,随山刊木”,“四载”中便有原始轿子。这般不用车轮、靠人力抬行的工具,在后世逐渐成为身份的注脚。
清朝以骑射立国,对乘轿一事尤为苛严。满洲贵族为不忘祖制,规定贝勒、贝子等皇族不许乘轿,违者重罚。乾隆年间,有老臣年迈体弱,步履蹒跚,上书请乘小轿,帝悯其老,特许二人抬之,然仅限小轿,八抬之制仍不可越。可见这轿子抬的不是人,是规矩,是朝廷的脸面。
三品以上京官、奉旨钦差、总督巡抚,方有资格享八抬大轿。初时仅许京城使用,后因京官出京办事,特许在外地亦可用之。总督巡抚虽为地方大员,却也仅止于此,其余官员,纵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胆敢僭越,便是“违制”。光绪年间,宜昌、郧阳两镇总兵公然违规乘轿,结果被革去官职,为充场面丢了乌纱,真是得不偿失。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左宗棠任陕甘总督、两江总督时,八抬大轿前呼后拥,风光无限;可一旦入京任军机大臣,最高只能乘四抬大轿。离皇帝近了,权势大了,出行排场却小了,这官场之妙,正在于此。而乾隆宠臣福康安,更是一骑绝尘——别人八抬是顶天,他却敢用三十六人大轿。三十六人如何同抬?他让轿夫轮流,每人配马随行,随时换人,这般阵仗,比京城最高官员的四倍还多,却无人敢问,只因他的后台,是乾隆帝。
道家言“外物不足恋”,这八抬大轿看似威风,实则重负。雍正帝登基后整顿财政,规定官员乘轿费用需自理。八名轿工的工钱、轿子的维护,对三品以下俸禄微薄的京官而言,是一笔沉重负担。于是不少人弃轿乘马车,倒也轻省。同治年间,更有官员私下感叹:“抬轿的银子,够买十亩良田了,何苦为了这虚名,累得口袋空空?”
《道德经》有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这八抬大轿的威仪,何尝不是另一种“五色”?它载着权势,也载着枷锁;映着等级,也映着人心。正如吕洞宾度化世人时所言:“身外虚名何足算,不如归去卧烟霞。”官轿起落间,多少繁华落尽,只剩一地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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