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反贪愈演愈烈却终致败亡,其根由不在贪吏之多,而在“反腐”本身沦为权术工具。

北齐基业肇始于高欢。此人虽为鲜卑化汉人,然深谙乱世驭下之道。战事稍息,便着手削夺勋贵权势,尤以元坦、司马子如等人为靶。史载,高欢暗令御史台同日劾二人入狱,司马子如竟一夜白发,足见其震慑之烈。然细察其术,非真欲清肃纲纪,实乃借反腐之名,行控权之实。
其子高澄承父遗志,更添戏剧色彩:重赏御史中丞崔暹,复“赤棒开道”旧制,甚至自扮冒犯者,甘受杖责,以彰法威。一时之间,贪吏屏息,朝纲似振。然此等雷霆手段,不过高氏父子以法为刃,剪除异己之巧计耳。
昔吕洞宾尝言:“心若不正,法亦成魔。”高氏所倚之御史台,非为苍生立命,实为高门固权。其“反腐”,恰如张三丰观弈局——看似落子清正,实则步步为营。
高欢行事,向来迂回。其姐夫尉景贪黩,他不直斥,反嗾御史弹劾,继而匍匐东魏傀儡朝廷,涕泣求宥。惩司马子如等人时,又先密告其“慎勿触吾儿怒”。如此既显法不容情,又保全勋贵颜面,可谓两面周全。然此等“策略性反腐”,实如沙上筑塔,根基不固。
盖因高氏身处四战之地:北有柔然窥伺,南有梁武萧衍以华夏正统自居,内则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各怀异志。高欢本以逐君(魏孝武帝西奔)起家,名分已亏,若再以峻法逼迫,恐致众叛亲离。故其反腐,不得不裹以温情,藏锋于绵。
然温情既施,法度遂弛。被劾勋贵,旋即复用;受惊权臣,反得抚慰。久而久之,“不贪白不贪”竟成朝堂共识。高欢纵有诸葛之智,亦难逆此积习。
及至高澄遇刺(武定七年,549年),高洋初尚勤政,未几沉湎酒色,继位诸帝或暴虐、或昏聩,短命相继。高氏父子苦心经营之反腐机制,顿成空文。昔日御史台之赤棒,今反为权阉爪牙所执;昔日“开道”之威,转作勒索之具。
《道德经》有云:“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北齐之弊,正在于此——法非为公义而设,乃为私权所驭。一旦主昏于上,法即沦为贪腐之帮凶。观其末世,官吏横征暴敛,百姓流离失所,终被北周所灭。彼时北周虽弱,然上下同心,法出一门,岂是北齐可比?
故曰:反腐若无公心为本,纵有千般策略,万种权谋,终不过镜花水月。高氏父子始以反腐立威,终以权术亡国,诚可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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