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铁骑虽横扫欧亚,然其败于汉人之手,非因兵不利、马不壮,实由内政失序、制度乖张所致。

成吉思汗肇基大蒙古国,子孙四出,裂土为王,遂有钦察、察合台、窝阔台、伊儿四大汗国。初奉大汗为宗,然自蒙哥汗崩后,骨肉相残,兄弟阋墙,元廷与诸汗国亦兵戈不息。忽必烈建元称帝,欲效汉制立储,弃蒙古幼子守灶之俗,致宗室离心,权争频仍。元祚九十八载,帝位更迭如走马灯,除去忽必烈寿登八十,余者平均年仅二十八岁,此非天命短促,实乃内耗自戕之果也。
昔吕洞宾尝言:“心若不和,纵有千军万马,亦如散沙。”元廷将帅如脱脱、王保保虽具干城之才,然朝中党争不断,北伐未举,中枢已乱。当朱元璋与陈友谅鏖战鄱阳湖时,元人竟坐视不理,反自相攻伐,此诚《易》所谓“同人于宗,吝道也”——囿于私利,终失天下。
蒙古以弓马取天下,重骑轻农,既据中原,竟令“退耕还牧”,良田化为牧场。彼时南北皆成马苑,看似强兵之策,实则断民之生计,激民之怨愤。殊不知,南方本非无马之地,宋时已有广马、滇马之产;元人强推牧政,反使民间蓄马日众,待红巾揭竿,义军竟得骏骑以抗元师。
《史记》有云:“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朱元璋深谙此理,虽起于布衣,却知兵贵因地制宜。面对蒙古铁骑,不以步卒硬撼,而造火炮战车,号为“火龙出水”,驰骋河北,破敌如摧枯拉朽。此非仅器利,实乃智胜——以汉人之巧,制胡马之锐。
张三丰尝游武当,见溪水绕石而不争,喟然叹曰:“柔能克刚,静可制动。”元人恃其铁骑如风,却不知民心如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苛政之下,百姓不堪,遂从义旗。及至徐达、常遇春北伐,元军虽骁勇,然士无斗志,将无同心,终弃大都,遁归漠北。
盛极而衰,古今同慨。蒙古帝国幅员万里,然其治中国,未融汉制,不恤民情,徒恃武力,终如《赤壁赋》所叹:“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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